第8章 凯恩斯（上）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并列20世纪最显赫的两大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生于1883年，信奉19世纪、甚至18世纪的实证主义科学世界观。他于1946年去世，30年后，他的朋友和同道、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是这样描述他的，“我觉得——我也很了解——凯恩斯的理想世界是在过去，是爱德华时代的自由主义的世界，他向往的是富有人情味的习俗，中庸的政党纲领，充满希望的改良的世界，他就是在这样的世界中长大成人的。”[1]。凯恩斯的气质是中庸的。

他欣赏资本主义文明的价值。凯恩斯在公共事务舞台初试啼声是《和平的经济后果》(EconomicConsquencesofPeace,1919)，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订立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内容及该条约的制订者给予了猛烈的批评：

那曾经是人类经济进步史上多么惊人的一幕，然而，这个时代却在1914年8月宣告终结了。大多数人确实很勤苦，生活的舒适程度也不高，但至少从所有人的表情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通情达理，对这种状况已经相当满意。而任何能力和资质在平均水平之上的人，都有可能摆脱这种境况，爬进中上阶层，而他能以较低的成本和最少的代价获得生活上的种种便利、舒适和小玩意，其丰富程度超出以前最富裕、也最有权势的王公的想象。当时的伦敦人可以在床上一边喝着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世界各地的各种产品，想订购多少悉听尊便，他也可以放心地等着这些东西运到自家门口；同时，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财富投资到地球任何角落的自然资源开发和新的冒险事业中……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利用廉价和舒适的交通工具，立即动身去任何国家而不需要护照或填写各种表格，他可以派自己的仆人到附近的银行大厦，取出似乎非常方便的贵金属，然后可以在世界各个地方通行无阻……哪怕是最小的干预，也让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侵害，他也会非常惊讶。而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这种现状是正常的、确定的、永久的，只会不断地改进……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种族和文化敌对、垄断、贸易限制、排外主义的活动和政治，所有这些，就是他们的天堂里的魔鬼，但也无非是每天报纸上的花边新闻而已，看起来对于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产生不了任何影响，对于已经接近完成的国际化进程也不构成任何威胁。[2]

凯恩斯明确地反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和**(所有财产的共同所有)。在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曾经妙语质问：“我怎么可能信奉这样一种学说呢，它青睐烂泥巴而不是鱼，它把乡巴佬似的无产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上，后者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也起码具有生活的品位，也确实承载着人类一切进步的种子。”[3]1935年，他写信给朋友萧伯纳说，“上周，我又骂了一通老马[马克思]，我读了刚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发现他们没有任何长进……我看得出来，他们发明了某种喋喋不休地诉苦的途径，一种恶劣的文风，他们的后辈把这两点都一点不拉地继承了下来。但如果你告诉我，他们发现了破解经济之谜的线索，我却不大相信——我看到的没有别的，无非是一些过时的胡扯而已。”[4]

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经济状况不同于美国。在美国，这些年属于“兴旺的20年代”，而在英国，则是一段暗淡的岁月，失业率只有一年在10%之下，其余年份都在其上，这一年就是1927年，失业率为。为什么会这样?凯恩斯的答案是，英国成了一只僵硬而行为迟钝的巨兽。“19世纪的力量经过自然的发展，已经耗尽了”[5]，这就是他的解释。他相信，英国不再是一个富有成长性的、有活力的经济机体了。

哈耶克是在到伦敦经济学院演讲和教书前，在20年代后期在伦敦举行的欧洲各商业周期研究所举行的会议上认识凯恩斯的。当时，凯恩斯是他心目中的一位“英雄”。哈耶克回忆说，难道不是凯恩斯“才有勇气抗议1919年和约中有关经济问题的条款？”哈耶克和他那一代年轻的维也纳人都称赞“这本文采斐然的书，因为它直言无忌，思想独立。”[6]

继《和平的经济后果》后，凯恩斯的第二本重要著作是《货币改革论》(ATractonMonetaryReform,1923)，收录了此前三年的文章和演讲。用当时人的话说，凯恩斯是个“稳定论者”(stabilizer)，即希望实现国内价格稳定，与之相对立的一批学者则相信，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固定的货币交换汇率。他认为，如果按照《货币改革论》对货币进行管理，就能实现真正的突破。凯恩斯主义在理论经济学上的要旨已经初露端倪：货币的供应相对地偏离价格，重视制订政策时的财政环境，政府发挥重要作用，从宏观上管理——尽管不是从细节上进行指挥——全国经济。

《货币改革论》发表后，凯恩斯发动了一场阻止英国回到战前平价金本位制(thegoldstandardatprewarparity)的战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暂时取消了金本位制)，结果没有成功。凯恩斯认为，回到战前平价金本位制是发疯了。在经济正处于战后恢复的时期内，英镑的价值只及战前平价美元的10%。要弥补这样大的缺口，就需要实行通货紧缩政策，而这会进一步抑制已经因严重失业而陷入困境的英国经济。

在政府恢复战前平价金本位制后，凯恩斯提出了批评，撰写了《邱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邱吉尔当时是财政大臣。1926年，凯恩斯撰写了《自由放任的终结》(TheEndofLaissezFaire)，他所说的“自由放任”，就是指下面的想法：政府不应当在宏观管理社会广泛的的经济活动状况方面发挥太大作用。

正是基于上面的背景，凯恩斯写作了《货币论》(ATreatiseonMoney,1930)，作为对自己理论的一个总结，然而，到本书发表的时候，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20年代英国的萧条紧接着是30年代初更严重的大萧条。

在30年代初，货币政策已经变成了一种没有效果的政策工具，因为，通货紧缩已经将利率压低到很低的一位数水平。于是，在货币政策之外，凯恩斯又提出了财政政策。给经济打气，让经济重新启动，就成了政府的责任。政府应当雇佣民众，上马公共工程，实行转移支付，保持较高开支。基本上可以这样说，随着经济状况变化，原来是货币政策更有效，现在则是财政政策可能具有更大作用，于是，20年代的货币主义者凯恩斯，到了30年代，也就变成了鼓吹财政政策的凯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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