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米塞斯（下）

参加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的，都是已经从维也纳大学毕业的人。哈耶克回忆说，在从美国回国之前，“显然，人们觉得我还有点不够成熟”，没有资格参加研讨会。这个私人研讨会完全不同于大学的那个讨论组。自1924年从美国回国后，哈耶克就一直坚持参加研讨会，直到1931年他离开维也纳去伦敦。这些水平较高的人士讨论的都是经济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的其他方面。这些讨论是当时维也纳最精彩的经济学和社会理论研讨活动。

顺便说一句，米塞斯身体矮小而结实。后来在回顾这些聚会时，米塞斯说，“他的主要学术成就”就是他的“私人研讨会。研讨会始于1920年，从当年10月到次年6月间，有一群年轻人每两周聚集一次。我在商业委员会的办公室比较宽敞，足以容纳二十多个人。我们通常是晚上7点钟到场，在这些聚会上，我们不是那么很正式地讨论经济学、社会哲学、社会学、逻辑及人类行为科学的认识论等领域的所有重大问题……这些群体的所有人都是自愿参加的，完全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他们刚来的时候还是我的学生，几年后就都成了我的朋友。”[28]

戈特弗里德·哈贝尔勒也在米塞斯手下工作，是哈耶克的好友。他回忆说，米塞斯“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其他人则围着他。会议一般先传阅米塞斯自己的论文或其他成员写的有关经济政策问题的论文。社会学，尤其是马克斯·韦伯及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大家喜欢讨论的主题。讨论非常热烈，一般都要持续到晚上10点，这时，大家就漫步到到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在那里，继续讨论不那么重要的理论问题，然后就谈起更家轻松的话题。大概到了11点半左右，意犹未尽的成员们回到维也纳大学对面的金兹特勒咖啡馆(CaféKünstler)，当时，维也纳的经济学家特别喜欢到那个地方聚会。米塞斯属于能熬夜的人，他总是会去金兹特勒咖啡馆，总是最后一个回家，总得到了凌晨1点以后。而第二天早上9点钟，他仍然精神饱满地到办公室上班。”[29]

据弗里茨·马赫卢普的记载，“讨论主题都是由成员们自己选择，尽管每年要讨论的问题的范围会事先确定。比如，这一年是讨论方法论问题，另一年讨论经济和货币政策问题。每次讨论活动中，米塞斯都会拿出一大盒巧克力糖果，所有人都兴高采烈”。马赫卢普回忆说，去完咖啡馆，讨论也不一定结束，“到了凌晨1点，仍然有一些人要去散步，继续探讨整整一个晚上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30]

恩格尔-雅诺西强调指出，在米塞斯的研讨会中，除了出了米塞斯、哈耶克、哈贝尔勒、马赫卢普、莫尔根斯泰因等后来著名的经济学家外，还出了一批杰出的哲学家，考夫曼、舒茨、弗格林等。恩格尔-雅诺西形容研讨会的主题是“对理解予以理解”，他又说，在他看来，这个研讨会是“精确思考的养成所。”恩格尔-雅诺西还回忆说，“米塞斯对他的研讨会很自豪”，他指出，米塞斯不是一个权威主义者，他没有规定什么政治路线，“他自己的矛盾之处没有什么不能驳斥的”。恩格尔-雅诺西又说，米塞斯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毫不妥协的”[31]，米塞斯坚持的是在维也纳很不流行的政治和经济学观点。

哈耶克解释说，这些研讨活动并“不是某人传道授业，而是由一位年长的朋友主持的讨论会，而对他的观点，并不是人人赞成。大家经常讨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偶而也会讨论经济学理论问题(而主观价值论则是不需要讨论的)。但是经常讨论的是经济政策问题，一般都是从不同的社会哲学对这些政策的影响的角度来进行讨论。”[32]哈耶克说，这个私人研讨会的主题包括经济学，但讨论经常会转向一般的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是哈耶克曾经参与过的三大研讨活动之一，另两个研讨会分别是他在伦敦经济学院与莱昂内尔·罗宾斯联合主持的研讨课，他自己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主持的研讨课。谈及米塞斯，哈耶克说，米塞斯尽管“声望很高，但他是个非常宽容的人。只要具有知识上的兴趣，任何人都可以去参加他的研讨会。”[33]

成立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的想法，是哈耶克在美国时想到的。研究两次世界大战间奥地利经济学思想史的学者保罗·西尔费尔曼曾说，哈耶克在美国的那段时间“确实大大拓展了他对经济学的经验研究的了解和技术。哈耶克回到维也纳后，向米塞斯汇报了自己的经历，请求他考虑在奥地利创办一家现代的经济研究机构。米塞斯对此有点怀疑，因为这类研究具有排斥理论的天真的经验主义色彩，也可能鼓励在经济学研究中盲目模仿自然科学的技术，而这些，都是他所拒斥的”。不过，西尔费尔曼接着写道，1926年，米塞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在美国巡回演讲了好几个月，他本人也得以了解到美国发展起来的新研究技术。最后他得出结论，建立一家研究所，至少运用其中某些技术，对于奥地利经济生活会发挥良好作用，于是，回国之后，他就开始为建立这一研究所积极奔走。”[34]这家新研究所于1927年元旦正式成立，哈耶克出任第一任所长。研究所收集数据，在其月刊上发表统计数据，也定时出版系列丛书。

哈耶克最初只有两位秘书帮忙。慢慢地，他得到了更多人手；几年后，莫尔根斯泰因加入研究所，成为第二位专业研究人员。哈耶克回忆说，米塞斯“没有干涉”过哈耶克的管理工作。哈耶克又说，他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不过，米塞斯帮了很大的忙。他知道如何筹集资金，安排资金的使用。至于具体工作，他根本无暇过问。”[35]哈耶克刚从美国回来时，米塞斯试图为他在商业委员会新设一个研究岗位。在事实证明这个想法不可行后，他们就开始构思成立研究所的计划。

1926年8月4日，哈耶克娶了第一位妻子，娘家名叫海伦·贝尔塔·玛丽亚·冯·弗里奇(HelenBertaMariavonFritsch)(大家都叫她“赫拉”)。她当时是供职于内政部的秘书。哈耶克觉得她很像自己的第一位情人。哈耶克与第一位妻子育有两个孩子——1929年出生的克里斯汀·玛丽亚·费利西塔斯(ChristineMariaFelicitas)，生于1934年的劳伦斯·约瑟夫·海因里希(LaurenceJosephHeinrich)。一直到30年代中叶，哈耶克都觉得，他这一辈子就要老死在奥地利了。

研究所成立的时候，哈耶克刚结婚，研究所的创建，给他带来了格外的好处。路德维希的后妻玛吉·冯·米塞斯(MargitvonMises)的回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研究所和哈耶克与米塞斯的关系。她说，“路[米塞斯的昵称]之所以创办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不光是因为他觉得这对奥地利国家有益，也因为，据路的秘书说，‘他得帮哈耶克，让他的生活有个不错的起点。’”[37]玛吉·冯·米塞斯也回忆说，“哈耶克教授告诉过我，他参加路的研讨会时，路会要求他到自己家中吃午饭或晚餐。长餐桌永远是那么干净整洁，路坐在一边，他坐在对面，哈耶克说，冯·米塞斯夫人[米塞斯的母亲]‘从来都一言不发，她从不参加我们的谈话，但我们总能感觉到她就在那儿。’”[38]

哈耶克于1924年从美国回到维也纳后，着手将自己在美国进行的研究扩充为一本论述货币理论的专著，希望以此获得维也纳大学任教的资格。他对理论问题最感兴趣，但人们“主要欣赏的”却是他“对具体事实的了解，对统计技术的娴熟，这是他美国学到手的，而对当时的欧洲大陆各国来说，这些都相当新鲜。”[39]20年代后期，有人邀请他填补马克斯·韦伯主编的《社会科学的基础》丛书中的一个空白——货币理论。哈耶克开始“相信，一本讲述货币理论与政策的教科书，要想让人满意，就需要一篇很长的导论，描述这些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他在维也纳的最后两三年，在研究所业务和后来讲课之余的空余时间，都用来“集中研究有关货币的文献。当他接到伦敦大学的讲座邀请时，刚刚写出前四章，从17世纪到18世纪。”[40]

哈耶克父亲于1928年因肾病去世，年仅57岁，他是因为进行植物学探险时血液遭到感染而染上肾病的。哈耶克回忆说，父亲在人世的最后几年，他的父母有一间“非常漂亮的房子”，是“维也纳上流学术界的跳舞中心”[41]。有一篇讣告是这样说奥古斯特的，“如果我们看到哈耶克献身科学的一生的成就，我们只能钦佩他那旺盛的精力，他的多才多艺，他一本接一本地发表著作的速度。如果说他的研究有点肤浅的话，这并不是由于他不仔细或不准确，而或许是他总是匆匆忙忙的自然而然的结果。”[42]

从1929年到到他维也纳的最后一年，即1931年，哈耶克是维也纳大学经济学专业的“私人讲师”。他想过一种学院生活，而从不领薪的讲师做起，或许可以获得一份全职教授职位。而从学生那儿得到的讲课费，也就刚够坐车的花销。他跟哈贝尔勒、莫尔根斯泰因一起开了一个很受欢迎的生产理论研讨课。

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年，哈耶克研究的一个问题是房租控制，这使他看清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消极后果，这一研究形成了多篇论文。他也积极参与奥地利全国经济学会的活动，旨在为来自维也纳大学和米塞斯的圈子的经济学家们提供一个论坛。维也纳大学有一些年纪较大的经济学家对米塞斯抱有敌意，部分是因为他们具有反犹主义倾向。哈耶克是全国经济学会的秘书，米塞斯是副会长。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挚友莱昂内尔·罗宾斯曾谈到过奥地利全国经济学会后来的发展过程。合并(Anschluss，即奥地利与德国合并)后，继承了维塞尔在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的汉斯·迈埃尔(HansMayer)“最能保持尊严的做法就是关闭学会，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把犹太会员从著名的全国经济学会予以开除，这是他莫大的耻辱。”[43]

哈耶克生活在奥地利文明的黄昏时代。他青年时期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不同寻常的时代。当米塞斯以92岁高龄在1973年去世时，哈耶克在写给米塞斯的讣告中评论说，米塞斯的“悲观主义常常会使他得出一些预言，但希望这些预言不要应验，但最后却总是应验了。”[44]马赫卢普回忆说，早在1927年，米塞斯就“预言，自由正在奥地利衰亡。他十分肯定地说，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背井离乡。”[4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几十年中，维也纳是否达到了其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颠峰状态，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专门研究奥地利思想史的威廉·庄逊指出，维也纳的例子“告诉我们，时间会抹去记忆而不是保持记忆。”[46]哈耶克晚年谈到他年轻时所了解的维也纳思想的活力时说，“这一切现在都不复存在了。”[47]他回忆说，1932年9月，他回过一趟维也纳，当时“一大群各专业领域的同仁们聚会，米塞斯突然问大家，这会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大家起先都觉得有点奇怪，而米塞斯却解释说，再过12个月，希特勒就会掌权。当时大家都不相信，大笑起来。”[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