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波普（下）

在战争后期，哈耶克和波普之间书信往来频繁，尽管他们两人彼此还没有深入了解。波普请哈耶克帮忙，想出版《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后来则要获得伦敦经济学院的高级讲师职位。1943年年中到1945年初，波普差不多每两周给哈耶克写一封信。在战时通信中，他们从来没有彼此直呼名字。

1943年2月，波普写完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6月份，哈耶克写信给他说，“我对你提到的研究尤其感兴趣，因为你的研究似乎跟我现在正在进行的研究非常相近。”[16]1944年5月，波普收到了哈耶克寄的一本《通往奴役之路》，他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是“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他写信给哈耶克说，“你在前言中形容这本书是‘我不能逃避的责任’，看到这段话，我觉得，推动你进行研究的力量跟推动我的那股力量完全是一样的。”[17]

据曾担任过8年波普的研究助手的杰里米·席尔默说，从《通往奴役之路》中，波普发现，哈耶克的一些观点跟他自己的观点“惊人地相同”，以至于波普特意“将《开放社会》手稿完成的日期加上去，以免别人以为他用了哈耶克的观点却不表示谢意”[18]。席尔默又写道，“波普认为，哈耶克的出发点似乎跟他完全不同的……波普私下有点不安，不知道哈耶克的观点是否比他的观点更保守；因为——与他的《开放社会》有所不同——哈耶克似乎没有显示出明显地保护弱者的关切，而哈耶克的著作也受到了保守人士的热烈欢迎。”[19]哈耶克提出为《开放社会》写一篇前言，但波普在1945年写给他的朋友贡布里希的一封信中说，他谢绝了哈耶克这一好意，因为“我太珍视这本书了”，而让他写序会“给这本书和我本人贴上他的标签”[20]。

马拉奇·哈伊姆·哈考恩对波普的思想发展和哈耶克对他的影响的看法可能是最精当的。哈考恩强调了一战与二战之间维也纳城的思想氛围。他认为，波普是在一种思想上更为激进、具有更强烈的逻辑实证主义气氛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而还在学校的时候，哈耶克就走上了古典自由主义之路，而波普则是个**者。而且，哈耶克是天主教徒，而波普则是犹太裔。

在两次大战期间，维也纳是个独一无二的地方。这是一个没有政治力量的城市，到30年代，唯一的问题是何时被置于希特勒的控制之下。30年代，面对德国，奥地利已经丧失了自身的政治独立性。3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1938年，左翼和犹太公共知识分子争相离开维也纳。

波普就是在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的气氛中形成自己的观念的，尽管波普本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逻辑实证主义者，实际上，他觉得，他一直在反驳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前提。哈考恩写道，哈耶克在二战期间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后来收入《科学的反革命》中的一系列论文“打开了他的[波普]视野。他发现了一个他以前不了解的广阔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这些论文尤其对波普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最后两章发挥了较大影响。不过哈考恩也证实，尽管“哈耶克曾试图打消[波普的]社会主义信念”，波普仍然在政治上比哈耶克左得多。[21]

1944年，波普写信给哈耶克说，“我觉得我从你那里学到的东西比任何一位在世的思想家都要多，也许阿尔弗雷德·塔尔斯基(AlfredTarlski)是个例外”[22]。40年后在一封写给哈耶克的信中他又说，对他来说，哈耶克已经成为“某种父辈人物”[23]，尽管他只比哈耶克小3岁。尽管如此，哈靠恩指出，波普“从来不认为哈耶克是至高无上的”，“尽管他热情地感谢和赞颂哈耶克，但他从来不承认哈耶克或任何其他人是他的权威”[24]。哈耶克从来没有与波普发展出他所希望的那种亲密的思想关系。

杰里米·席尔默也提到了波普与哈耶克的思想关系。他认为，从本质上说，两人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密切。他在《卡尔·波普的政治思想》(1996)中评论说，“波普在新西兰的时候，确实读过哈耶克的一些著作，在他的著作中也对哈耶克表示过谢意，后来他在写作《开放社会》一书的时候，也确实受到了哈耶克思想观点的影响，但他们两人之间似乎没有特别密切的联系。正因为此，波普在写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发现哈耶克也得出了跟他多少有点相近的结论，觉得特别惊讶……哈耶克的思想后来对波普的社会哲学产生过一些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他强调政府的制度性程序的重要性，而反对个人的自由裁量。但在我看来，在新西兰的时候，及在这之后，波普并没有太多地关注哈耶克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计算问题的论述——而这一点是哈耶克形成自己的社会理论的关键。”[25]

政治思想史家迈克尔·莱斯诺夫也证实了这种一说法。他在论述到哈耶克和波普时说，“两人互相赞美对方的思想。然而，尽管他们的看法有诸多相似之处，彼此也互有影响，但这种相通之处却没有双方说的那样多。他们之间比较亲密的私人关系，无疑使他们以为自己的思想也多有相同之处。”[26]

50年代和60年代，波普可能是哈耶克最亲密的朋友，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哈耶克以前在经济学圈子中的朋友，最著名的如罗宾斯，都跟他彻底闹翻了。这不可能让他心情愉快。

1966年哈耶克在为自己的《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一书所写的前言中说，读过他以前的著作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他在讨论他所说的“唯科学主义”(scientism)——错误地运用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时，发生了某种“细微的变化”。他将这种变化归功于波普，是波普让他明白了，“大部分自然科学家实际上既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干了些什么，也没有强求别的学科的人去模仿他们。这两类学科之间的差别因此被大大缩小了。”[27]波普在这里的主要影响是改变了哈耶克对自然科学中的实际科学研究方法的认识，自然科学中的知识和真理也基本上是推测性的。

波普和哈耶克两人在这一阶段的研究都是针对左派——针对理性和世俗的启蒙哲学家和思想家。在1944年写给出版他的著作的瑞特里奇出版社的一封信中，波普说到了《开放社会》：“我觉得目前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在热爱‘开放社会’的人士中间，即在人道主义的阵营中，或者用我的话说，在‘左翼人士’——如果这个词能包容那些正确地认识到社会改良需要的自由主义者的话——的阵营中，杜绝要命的开小差行为。”[28]哈耶克要把《通往奴役之路》献给“所有政党中的社会主义者”。1945年，在一次讨论《通往奴役之路》的广播专题讨论中哈耶克也说，这本书并不是“要攻击社会主义者；毋宁说是要说服社会主义者，我把这本书献给他们。我的主要论点是，他们实现他们所想望的目标的方法搞错了。”[29]后来他又说，《通往奴役之路》有一个“很具体的目的：说服我的英国费边社同事们，告诉他们，他们错了。”[30]这本书是写给左翼人士的，他基本上同意他们的伦理看法，尽管反对他们的经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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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的世界观中高扬人的精神——个人循着自由与真理追求一种适合他们自己和他人的生活的能力。用他的话说，这是乌托邦的，当然，他用这个词并不是指人们试图或期望得到本来就不可能的东西。它所欲获得的是尽可能好的东西。而且，这种认识与基督教的认识相通。在基督教中，生活中重要的是保持精神的纯洁，出于错误的理由做好事不能证明行为者之正当性；只有基于正当的理由做的事情才能算是正当的。对于个人来说，只有唯一的一条道路是合乎基督教义的，那就是信仰自由和真理，通过自愿地从事正当行为来证明自己的信念。哈耶克可能并不是这样对自由作出论证的，但他的看法大致与此相同。种种试图为了改善人们的境遇而剥夺人们的自由的努力，正好摧毁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自由并不只是要最好的结果，还要人道的道路。

而且，哈耶克对作为人的自由之基础的人性是非常乐观的。哈耶克的哲学不多不少，只是要求人们遵循真理，不管它把人们引往何处。他相信，把普通男女放到一个恰当的环境中，他们就能为自己和他人创造出合宜的、甚至是健全的共同体来。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所有人都会获得充分发展，因为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如果没有个人的进步，就不可能有社会的进步，而如果没有自由，也不可能有个人的进步。

哈耶克对个人精神力量的的看法高扬人的个性和意志的自由。他不相信人的行为是由外力决定的。他既拒绝哲学上的决定论，也反对科学中的决定论。从高度形而上学的角度、因而也应当是从实践、从政治的角度说，在相当程度上，个人能够按自己的意愿设计安排自己的生活。个人如何运用自己的自由，决定着自己的个性。剥夺他们的自由，就等于抢走了他们的人性。

在《通往奴役之路》快收尾的时候，哈耶克谈到了“道德和个人行为的正当范围……这个领域的问题已经变得非常混乱了，有必要回归根本。我们这一代人不光险些忘了，道德是个人行为中的必然现象，我们更忘记了，只有能够自由地作出自己的决定、并心甘情愿地为了遵循道德规则而牺牲个人利益，个人才能生存下去。一个社会的成员，如果从各个方面都被塑造得只会做好事，他们是不配得到赞扬的。”[31]他在《自由宪章》中又说，“自由意味着可以做好事的机会。只有当一个人有机会作出选择的时候，才配得到赞扬或谴责。”[32]

哈耶克强调指出，个人对于观念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据此，哈耶克意义上的个人自由是可取的，只有在自由的条件下，才能谈论个人的道德和伦理。比起传统社会主义者来，古典自由主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具有一种更高尚的道德水平——信奉自由和真理的人，可以为自己创造出比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之下更好的生活。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引用阿克顿的话说，自由“不是实现某个高尚政治目标的工具，它本身就是最高尚的政治目标。”[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