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马克思、演进和乌托邦（上）

哈耶克经济学思想或者说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思想与马克思之间有若干相通之处，这是学术界的一种普遍看法。哈耶克的专业经济学思想在某些方面类似于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尽管其实际政策建议大为不同。罗伯特·斯奇德尔斯基在论及哈耶克早年经济学思想时说，哈耶克的“结论是，信用货币资本主义是非常不稳定的……对此我们无计可施。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哈耶克的学说会吸引一批社会主义者：从他的学说中，似乎可以得出马克思的结论。”[1]

德赛勋爵评论说，哈耶克与马克思间有“很多相同点”：“他们毕生都在研究模型化的资本主义，研究其周期性，货币与信用的重要性，其长期前景……在马克思的思想与哈耶克的某些思想之间，相同之处更多。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动力的分析是相通的……哈耶克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之间也多有相同之处。如果你读到《资本论》第二卷的2/3处，再读哈耶克的《纯粹资本理论》，进行一番比较后你就会发现，他们搞的研究是一回事。”[2]

初到伦敦经济学院时，哈耶克讲授过一节《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哈耶克在他的讲课笔记中称赞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在他列举的参考书目中也突出了该书，在一般经济学发展史上，几乎将马克思置于跟亚当·斯密平起平坐的位置[3]。哈耶克对《资本论》第二卷的赞赏其实源于庞巴威克，尽管庞巴威克强烈批评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其他内容，对《资本论》第二卷却另眼相看，认为马克思“理论体系的这一部分……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逻辑连贯性足以使作者跻身第一流思想家行列。他的著作的这一部分确实是无可挑剔的。”[4]

马克思主义学者卡尔·屈内说过，“马克思的思想曾在保守主义思想界中曾引起过一定反响。大保守分子冯·哈耶克就曾鼓足勇气承认，透过图甘-巴拉诺夫斯基(Tougan-Baranovsky)和斯皮特霍夫(Spiethoff)，他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屈内接着写道，“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一部分就是资本过剩理论，而真正继承了这一理论的，却是一位铁杆保守主义者冯·哈耶克，他有点反常地坦率承认自己受过马克思的影响……重要的不是只注意哈耶克的保守主义的结论，而要看他对繁荣与萧条的根源的分析，这种分析跟马克思的分析非常接近。”[5]

在1933年出版的《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英文版中哈耶克说，他自己提出的商业周期理论与种种不以货币因素解释商业周期的理论间的分歧，要小于他的理论与其他以货币因素解释商业周期的种种理论间的分歧。在正文中他对这句话评论说，“在目前[解释商业周期的]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打通将货币性解释理论与非货币性解释理论分割开的那道鸿沟”[6]，随后他在脚注中解释说，“自本书德文版发表以来，我已经不大相信，货币性解释与非货币性解释之间的分歧，是形形色色的商业周期理论中分歧最严重的。在我看来，在用货币因素解释商业周期的种种理论中，那些认为货币价值变动这一表面现象乃是引发商业波动的决定性因素的理论家，与重视货币因素所导致之生产结构的真正变化的理论家(比如哈耶克自己)，两者之间的分歧，也比后一群理论家与斯皮特霍夫教授、卡塞尔教授这样的所谓非货币理论家间的分歧，要大得多。”[7]也就是说，他的立场更接近于斯皮特霍夫、卡塞尔、因而也暗含着接近于马克思等以非货币因素解释商业周期的经济学家，而与那些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视为商业周期根源的经济学家分歧更大。[8]

通过对思想源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哈耶克就货币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所持的看法，更接近于马克思，而不是货币主义者。关于前者，哈耶克曾在《纯粹资本理论》有所论及，他写道，“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商业周期]理论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繁荣期快终结的时候，由于流通中的资本出现匮乏，由此而导致利率攀升，从而使人们无法获得固定资本投资以完成大型项目，或者即使建成这些项目，也无利可图。在这里，我们离题一会儿，讨论一下不同学者对于这些现象与信用扩张间的关系的不同认识。这里当然不可能追溯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并通过他对图甘-巴拉诺夫斯基、又透过芭拉诺夫斯基对卡塞尔、斯皮特霍夫等当代学者的重大影响……”[9]

哈耶克30年代讲授《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讲课档案，有20页的教案和包括马克思、希尔费尔丁、图甘-巴拉诺夫斯基、斯皮特霍夫在内的参考书目。关于图甘-巴拉诺夫斯基(他的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哈耶克在教案写道，图甘-巴拉诺夫斯基的著作是现代商业周期理论最有影响力的来源。

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谈到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时说，“前几讲阐述的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产业波动本质上是由资本设备的交替性扩张-收缩构成的，人们经常强调这一点……在德语文献中，这一看法主要是由卡尔·马克思的著述提出的。图甘-巴拉诺夫斯基正是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的，而他的研究后来又成为斯皮特霍夫教授和卡塞尔教授研究的起点。毋庸讳言，本系列演讲中所提出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后两位学者、尤其是斯皮特霍夫教授的理论的发展。”[13]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家迈克尔·佩尔曼认为，马克思认识到了，“信用乃是导致经济混乱的核心因素……马克思将他对信用的分析整合进他的经济理论中。将这一分析联结起来的关键，就是虚拟资本(ficticiouscapital)的概念”[12]——即没有真实储蓄作基础，而由货币体系创造出来的资本。佩尔曼概括了马克思的理论：“虚拟资本对价格信号的扰乱越严重，人们越是无法得到有关经济的重要信息。关于生产活动的决策就越来越与其基本结构脱节。这会对经济构成压力，而这种压力却是看不见的。”[13]

这也正是哈耶克的基本看法。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曾提到过马克思与斯皮特霍夫这一派的思想，他说，“19世纪上半叶，这样的理论曾一度极为盛行，当时的财经记者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所反映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观点。‘虚拟资本’被创造出来，使企业活动无法维持，或使新企业无法完工，最后，这些企业就倒闭了。”[14]

哈耶克和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果的看法也是一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者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扮演过某种革命性的角色。资产阶级第一次展示了人的活动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它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埃及人的金字塔、罗马的水道和哥特式教堂；它所进行的远征，让从前的各民族的的迁徙和十字军东征黯然失色。……资产阶级让所有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全球性的。资产阶级通过迅速地改进生产工具、通过广泛地使用通信工具，使所有国家，哪怕是最不开化的国家，进入文明状态。”[15]哈耶克的看法与此并无二致。

哈耶克与马克思不同的地方——也是马克思搞错的地方——在于，对后来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判断。资本并没有集中，而是分散了；工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下降，相反，得到了异乎寻常的提高；整个世界的物质状况并没有恶化，相反，得到了巨大的改进；资本主义并没有在冲突中终结，相反，它更加繁荣了，为更多的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

诚如马克思在《**者宣言》中所说的，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总是具有某种强烈的返祖习性。马克思曾作出一个他肯定会后悔的评论，他断言资本主义最终将让位于“田园诗式的关系”；除此之外，他在《**者宣言》中提出的措施中的第9条是，“将农业与制造工业结合起来，通过在全国人口中实行更平等的分配，逐渐消除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他将这看作是“实现生产方式”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根本性革命的手段”，这一手段可以“普遍地适用于一切国家”。[16]

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更为平均的分配的设想，农业和工业共存的设想(1975年到1979年，柬埔寨为了部分地推行这一计划而导致300万人死亡)，只有在相对比较原始的社会才有可能实现。而且，马克思对“自由贸易”——他斥之为“单方面强加的、昧着良心的自由”[17]——和他对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变化的激烈批判，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想让人类进步的时钟倒转。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过去、或许也可能在未来，才能找到理想的社会制度。

从很多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其实应该被视为某种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思想运动，是从欧洲浪漫主义发展而来的，而不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继承者。哈耶克对马克思最大的不满，其实并不在于马克思太激进，而在于他极端保守。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的手稿中特别指出了传统社会主义极端保守的特性。哈耶克在1976年写的一篇论述亚当·斯密的文章中说，“要求实现‘社会正义’，要求按照人们的需要或美德来分配物质财富，这是整个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而这属于一种返祖现象(atavism)”[18]——即回到原始状态。哈耶克争辩说，以为所有的知识都可以由某个天才人物掌握，比如由原始部落的首领或头人所掌握，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在论述斯密的这篇文章中，哈耶克又说，“如果我们迷恋过去，屈从于从部落时代遗传下来的本能，企图把部落社会的原则——即以为部落首领对社会中各种具体情况都了如指掌——强加于大社会，则我们就必然会返回到部落社会状态。”[19]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强调指出，“因此，卡尔·马克思正确地宣称：资产阶级创造了无产阶级：过去及现在，都是资产阶级给了无产阶级以生命。”[20]哈耶克相信，马克思错误地理解了推动生产活动的真正力量，也就难怪根据他的药方进行的革命导致了成千上万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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