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访客村的野"鸡"群落…

1997年1月，我进入《南方都市报》，成为一名记者。当时，在所有应聘的人员中，我是惟一的没有本科文凭的年轻人，但我有在海军陆战队服役的特殊经历，有在军地百多家报刊发表的一大叠各式各样的作品，这使得当时负责采访部的《南方都市报》副主编朱德付慧眼识珠，力排众议将我破格录取。

1997年底，我根据读者举报以及采访部的安排，将目光投向了位于广州客村立交桥下欣欣向荣蔚然成风的"野鸡部落"。

当时我正住在相距不远的客村大江宛，对这股肆虐的黄风不算陌生。一般来说，人们平常所谓的客村立交桥，并非指纵横交错的完整立交桥体，而是指立交桥中间专供来往行人和自行车通行的过道。

那顶上是横贯东西的新港路，在下面则是贯通广州大道直通市郊番禺的主干道。

据我观察，这里虽比不上闹市区的霓虹闪烁纸醉金迷，但由于此处地处郊区，主要是外来人员的栖居地，人流量丝毫不逊色于广州繁华地段，特别是，那些混迹于各类生意人群之中或是站立在桥底不时东张西望左顾右盼的女人们，更为这里增添了不少神秘而暧昧的气息，成为一道耐人寻味的独特风景。

她们一个个身穿薄如蝉翼的夏装，领口从肩膀滑下一半或是裸露着雪白的或粗黑的大腿和双臂，有的手捏香帕不时掩口而笑，三两个上了年纪的半老徐娘，往往还手持竹扇周身上下拍打蚊蝇，有些对仪态不甚讲究的，手抓甘蔗边啃边向男人频抛媚眼，把劣质炒瓜子皮嗑得满天乱飞，这种情形，对于那些具备学养的男人而言，大都会恶心地转身而逃，但对于这附近的民工们来说，却是极其富于挑逗的。

直指客村野鸡部落的举报信一天天增多起来。报社主任任天阳关注到这一情况，他几次与我商讨怎样将客村盛行的卖淫嫖娼之风以暗访形式予以曝光。

由于《南方日报》社新建的宿舍大楼正位于客村不远的广州大道南，任天阳的家也就在那儿，任天阳就像我和罗斯文及曾华锋等人一样，每天都坐车来往于此处，对这儿的有关情况自然也已是耳闻目睹。

第一次与任天阳交流这个新闻选题，我也顾虑重重。若想将报道全面、客观、深入地采写出来，势必要对这一"雷区"进行全方位、近距离调查暗访，谁能够保证在任何采访环节上不招惹非议，谁又能够保证在报道出来以后不会节外生枝呢?

并被人授以把柄?任天阳给我打气说："作为恪尽职守的记者，你们只是把这些肮脏腐败的社会现象揭露出来，引起有关职权部门的足够重视，我们报社领导是每个记者的坚实后盾，记者手中握有新闻监督职权，报纸也为记者们敞开呼吁空间，我们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肃清社会风气，这篇报道势在必行！

"同时，任天阳还提出，此次暗访由新来的同事罗斯文配合我。1997年12月下旬的一天，任天阳将我和罗斯文叫至办公室，将暗访客村这一新闻选题列上议事日程，向我们分析暗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突发状况，并对我们做出种种报社领导予以坚决支持的保证。

正因为有困惑，我们才会去探索，更因为维护正义的信念之强，才能够将所有来自世俗也终回归世俗的顾虑打破，我和罗斯文面色凝重互看一眼，明白了彼此的决心，做！

一定要将报道做出来！但一旦真的要付之行动时，我们又犹豫不决起来，这样的采访实在不同于一般的采访，对于这种事情，如果我们直接与有关主管部门联系，通过正常渠道从他们那儿获知有关情况，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儿，因为你这是在写批评报道呀，人家躲避都来不及呢，别说向记者提供情况了。

但如果我们冒充客人式的调查，不但会受到人的非议，更是一种以身试法的愚蠢。

对于此，我国著名性学专家潘绥铭先生曾这样说过："……如果冒充一个嫖客，却又询问对方的一些如家庭情况、个人经历、动机等其他情况，那么对方可能会怀疑你是一个便衣警察，那样你的人身安全都成为了问题；同时小姐所说的话，大都是'习惯性的撒谎'，你的行为很可能会引起老板、保镖和鸡头的怀疑；另外，外人还会认为你这样做其实只不过是想给嫖娼找个借口……"潘教授在他的《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中认为：中国的地下"性产业"最晚到1996年的时候，已经形成了纵向的7个层次。

下面以卖淫女性的分层来说明：处于顶端的是"二奶"阶层。她们虽然表面上常常以小老婆的身份而存在，但是与纳妾、"傍大款"或者事实婚姻的本质区别在于：1"二奶"是计时收费的；2她们所提供的，主要是性服务而不是情感生活、生儿育女、居家过日子等等。

只不过她们计算时间所用的单位比一般的暗娼更长，往往是按月收钱。

第二层是"包婆"（公安部门叫做"包娼"或者"包嫖"）。她们虽然也像"二奶"那样，按照服务时间的长短来收取固定的"包身费"，但是她们往往并不长时间地跟嫖客一起同居生活，只是在一次出差期间或者一段业务活动时间被"包下来"。

第三层是那些活跃于"三厅"（歌厅、舞厅、餐厅）里的"陪女"。她们处于"三陪"与卖淫之间，收费也处于计时与计次之间。

她们所提供的服务是以"坐台"（仅仅当场陪伴）为基础，以此"保底"，然后再力争"出台"（跟嫖客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