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根据地的供给制(2)
延安“鲁艺”的经济生活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起初名为鲁迅艺术学院,通称鲁艺)创建于1938年4月,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结束,共存在八年。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聘冼星海来任教。冼星海夫妇到延安后,受到“敬若上宾”的待遇,住进延安最好的西北旅舍。遭到敌机轰炸之后,他就搬到鲁艺去了。冼星海在鲁艺担任音乐课程,分配到两孔比较好的窑洞居住。从前他以为窑洞又脏又局促,可能就像城市贫民的地窖。但实际并不尽然,跟上海石库门楼房的亭子间相比,窑洞里空气充足,光线也够,不同的只是天花板(应说“天花土”)是穹形的。后来他更体验到窑洞里面冬暖夏凉的好处。冼星海夫妇开始也吃小米饭了,“这饭不好吃,看来金黄可爱,可是吃起来没有味道,粗糙还杂着壳,我吃一碗就吃不下去了,以后吃了很久才吃惯。各方面的生活我也跟他们一样,我开始学过简单的生活。”冼星海回忆,他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日常生活是这样:“一早起床,除了每天三顿饭和晚饭后二小时左右的自由活动,其余都是工作和学习。他们似乎很忙,各人的事好像总做不完,我住在窑洞里,同事、同学常常来看我,我也到他们的窑洞里去。他们窑里布置简单,一张桌子,一铺床,几本或几十本书和纸张笔墨之类,墙上挂些木刻或从报章上剪下来的图片,此外就没有什么了。大家穿着棉军装,留了发却不梳不理。”(见冼星海:《到了新天地》,原载1940年延安《中国青年》2卷8期)生活既安定下来,他就开始写《黄河大合唱》等作品。冼星海的学生陆友回忆说:“1938年秋,冼星海到延安鲁艺任教。正逢鲁艺第二期音乐系学员将结业,他热情地向同学们作了数次音乐讲座,深受同学们欢迎。第三期音乐系开学之初,我被留校工作,因与先生相识,系领导及党支部要我对先生多加照顾。他与夫人钱韵玲住在西坡面东的两孔窑洞,我常去问候。他对当时延安艰苦的生活是适应的。每当谈起生活,他总是说:‘可以了,要革命就不能怕苦嘛!’有时还风趣地说:‘我的待遇比你们高多了。’这是指当时供给制时他每月可领到五元津贴作零花钱;而我们学员和一般工作人员每月是一元二角。有时先生还端出一小锅红烧肉说:尝尝吧,这是韵玲给我烧的营养品。”(见陆友:《充满乐感的人——忆冼星海同志》,参看《延安鲁艺回忆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从上海来的周扬,起初担任鲁艺文学系主任,后又当了鲁艺副院长。何其芳、沙汀、舒群、严文井、周立波都在鲁艺文学系任教,后来,舒群、何其芳都当过文学系主任,张庚是戏剧系主任,吕骥是音乐系主任。李焕之在《向往与追求》一文中回忆了他于1938年8月4日初进鲁艺时的情况:“窑洞,多么别致的集体宿舍,班长把我安排在靠窗的第一个床位上。我没有被子,只有一条线毯,那还是离开香港时朋友张廖之送我的,它陪伴了我北上的旅程。好在八月的气候还很热,但夜里就有点凉了。我把一块黄斜纹布当床单,把书和衣服当枕头。吃过午饭,天气好极了,明亮而炎热的太阳晒满了窑洞门前的空地。同学们都纷纷上炕睡午觉,我在南方生活惯了,没有睡午觉的习惯,于是抱着普劳特的《和声学》坐到窑洞前有阴凉的地方,准备开始新的学习生活。但是,赤日炎炎正好眠,看来在北方生活,不午睡是不行的。”杜粹远在《忆鲁艺》一文中写道:“我1938年9月2日由陕北公学考入鲁艺二期音乐系。对于我这个到革命圣地延安不久的幼稚的中学生,一切都新鲜。我们的生活很简朴,每人一块小木板可以做桌子,又可以当凳子。上大课或开全院大会,我们就坐在小木板上听课,有时还拿着砖头垫高坐,或干脆坐在地上,全神贯注地听课。吃饭就用茶缸;在会餐时,洗脸盆还是用来盛肉菜的大餐具。每月一块多钱的津贴费,买些日用品。有时大家凑钱到各机关合作社的饭馆去会餐解馋。我们的生活无忧无虑,而且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我们欢乐的歌声。早晨上操,我们练习爬山,谁先登上山头,就为下边的同志加油。谁生病,厨房就做病号饭,做碗面条,煮个荷包蛋。彼此之间像兄弟姐妹一样,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革命大家庭中。”1939年初,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鲁艺全校教职员工上山开荒。身体不好的同志留下干轻活……后来,劳动生产的门类扩大了,就不让女同志做重体力,组织女同志织毛衣、纺线,最快的一天可织一条毛裤,纺四两一等线。延安平地少,蔬菜种的不多,做不到一天一人一斤菜,就采野菜补充。延安的冬季是很冷的,白天学习室里有盆炭火倒还可以;但由于一天只发一斤多木炭,晚上必须熄火,一到夜里,盆、罐的水都结成冰块。我们虽然睡的是炕,但不能烧火,凉炕越睡越冷,所以一入冬就必须打草垫子才行。大家在附近山坡上打草,忙了半天,割回很少的蒿草。蒿草不如茅草暖和,很多同学拿了刀和绳子去,看到了好大一片茅草地,草又高又密,……每个炕上铺一层厚厚软软的草,晚上大家睡了一个香甜的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