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10)

请注意在这里周作人承认“经过考虑”，可见他是权衡过名誉地位、掂量过利弊得失，才下定决心“答应”卖国投敌效鹰犬之劳的。他反复“考虑”的究竟是什么呢?究竟是何等致命的因素，比东洋指挥刀更厉害的因素，使得周作人丧尽天良，就任伪职“督办”的呢?后人不必妄作揣测。还是周作人自己在《知堂回想录》中揭开了这个老底。他一语道破了“考虑”的根本原因：“该职特任官俸，初任一千二，晋一级加四百圆，至二千圆为止。”必须说明，旧时代行政官员分四等：特任、简任、荐任、委任。日本侵略者给周作人定的身价不算低，一上台就是头等达官，月俸1200圆，是他原有薪金的两倍(合今人民币3６０００元)。而且还有显赫的前途等着他，晋级可以一直加到月俸2000圆(合今人民币6万元)。如此在和平时期他做梦也得不到的横财，今日明晃晃地摆在他眼前了。这才是致命的诱惑，比东洋指挥刀更厉害的诱惑。试想：在北京居住了十几年的八道湾大四合院里，周作人名为清静淡泊，实则豪华挥霍的士大夫生涯，每月所耗费至少700银圆(合今人民币2万多元)。就为了这样用成堆银钱垒起的“新生活”，他不惜屈从悍妇、牺牲长兄、胁迫老母、逼走三弟，独占家产。现在天下鼎沸、国难当头，周作人却幻想在危巢之下保全自私的“完卵”。如此特任官俸，“初任一千二，晋一级加四百圆，至二千圆为止”，身价陡增，不由得周作人不动心。无视汉奸伪职的遗臭万年，只顾一时的荣华富贵了。知情者回忆：周作人在担任伪职“督办”期间，踌躇满志，招摇过市。他穿着日伪的军装检阅伪新民会青少年团；他到南京出任傀儡政权伪国民政府委员，晋谒大汉奸头子汪精卫；1943年4月周老太太去世后，他竟然写了《先母事略》津津乐道“作人蒙国民政府选任为委员，当赴首都谒主席”等等。从逢场作戏到假戏真做，已昏昏然不知天下有羞耻事了。作为鲜明的对照，我只要举出两位先贤：一位是老舍先生，一位是陈寅恪教授。老舍先生应召单身奔赴国难，贤妻爱女沦落北平，熬受千辛万苦而宁死不作亡国奴，由此浩劫他写出经典之作《四世同堂》，可谓字字血泪。陈寅恪教授1941年由西南联大应邀往欧洲讲学，途经香港遭遇太平洋战事起，日方和汉奸陈璧君都来逼迫他投敌，日伪组织还曾以40万港币诱引他主持“东亚文化协会”，替日伪审定中小学教科书等，陈寅恪教授一概严辞拒绝。当时他身上连离开香港的旅费都没有。历经艰险回到西南联大，物价飞涨，教授们的月薪还不够糊口，但他写出了最高水平的学术论著。比起当时陈寅恪视为粪土的40万港币巨资来，日伪赏赐周作人的月俸1200圆或最高2000圆，不过是喂苍蝇的腐屑罢了。几十年间，不仅周作人自己，还有一些文人雅士也反反复复为他辩护。说来说去，无非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少一点反动行为”，“人才难得”云云。面对老舍、陈寅恪等先贤，这些辩解显得多么无力，更多么无理。虽说社会应该宽容，但是人格有条基准线：不能为“权”为“钱”而干出反民众、反仁道的劣行。越过这条界线就不及格，就不复为人了。愚意以为“昏”有两大毒害，汪精卫、周佛海昏于权，周作人、张资平昏于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燕京大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同时在我国沦陷区对英、美势力所经营的工厂、商店、学校、医院、教堂等强行全面占领，所有侨民包括神父、牧师等全部关入集中营。据侯仁之《燕京大学被封前后的片断回忆》一文记载：教会学校中，纯粹由英美人主持校政的全部停办了，如燕京大学（美国人司徒雷登主持）；又如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美国人胡恒德主持）；以及崇德中学等这些跟美国有关联的学校，全部封门停办了。司徒雷登等人都送进了日军集中营。燕京大学封门之后，一时学生、教授、工作人员等无处可去。失学、失业，交通阻隔，又不能一下子全撤退到大后方；即使有能力南下，也不能一下子撤离，要秘密离开北平，辗转越过封锁线，还要有人带路，冒着生命危险。而且当时南下到后方去，或走河南、安徽，或走浙江西面，或走水路温州……都要找到关系才能走。后来燕京大学师生虽有一部分到了四川成都又办起“华西燕京大学”，但另一部分还留在北平市。一些学生分别进了其他院校，如辅仁（法国教会大学）或中国大学；教授中有些逃亡到了南方，有的到辅仁大学教书，政治系张东荪、新闻系刘豁轩等人到了中国大学；也有到伪北大任教的，如容庚。在这期间，好多教授还被日本侵略军逮捕关过监狱。1941年12月8日早晨，阴霾笼罩北平，日本侵略军从西苑兵营奔赴海淀，包围并占领燕京大学，对在校师生实行“甄别”，随后将大部分师生逐出校门。15名教职员及十余名学生先后遭到逮捕，被逮捕的教职员是：司徒雷登、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蔡一谔、周学章、洪煨莲、邓之诚、陈其田、侯仁之、林嘉通、赵承信、萧正谊、刘豁轩等，他们被关押到北平炮局日本宪兵队监狱。被逐出校园的师生，有些陆续潜往内地，到四川成都进入华西燕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