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一万，只怕“一百”

“差不多了吧。”榔头看着我，无奈地问。

我瞅了一眼堆满食物的小推车，不知怎么回答才好。踟躇了半天，我提议：“要不，再走走。”远处飘来烤鸡的清香，极大地消耗了我的理性，看到烤鸡之前，我的脚根本不听自己使唤。

夜里要上火车了，我和榔头来超市购买些食物饮料什么的。从上海到昆明，若乘坐K181次列车，全程五十六个钟头，号称苦海无边。这种恐惧使我们幻想着用大量的饮食来填补旅途的空虚。再说，这是第一次回家，于情于理都应该准备充分些，偏偏又是两个馋嘴碰到一起，一边夸大着旅途的难度系数，一边没命地往购物车里扔东西。牛奶以公升计，牛肉称了一公斤，鸡鸭都买整只，外加水果，已把小车子塞得满满。榔头又说这两天嘴苦，想吃点酸的，我想他是内分泌失调了，于是帮他拿了一打话梅。

走向结账台的时候，榔头冷不丁问我：“带钱没有？”

“没有，换了一条裤子。”

“换什么？”

“换裤子，两小时之前的事。”

榔头的瞳孔顿时放大好几倍。“那怎么办?我忘带钱了，我原先以为，你裤兜里有大把大把的钞票。”

唉——搞半天是饥民来哄抢超市了。

我紧张地四下里望望，生怕刚才的对话被别人偷听，把我俩送进巡捕房。

“那咋办？”确定四周没人，我小声地问。

“摸摸零钱看看，有多少买多少吧。”榔头善于随机应变。

我俩使劲地摸，把裤兜的白布翻出来摸，草纸和烟丝掉了一地，最后只凑起五块六毛钱，还有八毛的菜票，买只烤鸡还要倒贴只左手进去，人家又未必要你的左手。怎么办？

“要不，你等着，我回学校一趟。”我习惯承受痛苦。

“好!”榔头一口答应，抓抓耳朵，马上又问，“为什么要我等？你等，我回去。”

“你等!”

“你等，我拿!”

“谁去都一样，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两个人争执起来。旁边的人断章取义，以为我们准备抢劫超市，正在分工，于是交头接耳地走开了。保安也被吸引过来，只是不敢靠前，在一丈开外踱步。

“好了，好了，不要争了。”说着，我蹲下身子解鞋带。保安误以为我想引爆炸药，下意识地把手举到脸前。脱了右鞋，我从鞋垫下抽出一张百元大钞。

榔头露出一脸的惊喜：“你还真够龌龊，把钱揣在鞋里。”

我得意地抖着钞票，臭气一点点散开。“这是离家前妈妈帮我放的。她说出门在外力求保险，有张钞票总能救救急什么的。都放半年多了，你看，要不是赶火车，我也不会让它重见天日的。”

“大人考虑得是周全。”榔头夸了我母亲一句，推起小车走向结算台。

结算的小姐很热情。

我说：“对不起，钱有点湿。”

她说：“没关系，人身上总会出汗的。验验真伪就行。”但她刚举起钱，眉头就皱紧了，几次想回头问我，真的是汗弄湿的么，眨了几下眼皮，又没问，怕问过以后拿都不敢再拿。于是，她用一只手捏住鼻子，一只手把钞票抖开看，就像欣赏用过的便纸，眼神充满了委屈。

当时，我很想给她一段表白，以澄清真相：第一，这是真钱，不用验了；第二，这是汗打湿的，然而非上半身之汗也；第三，我们碰到了特殊情况，不得已而为之。

怀着一肚子愧疚，我和榔头蹑手蹑脚地离开了。边走边听见身后的收款员对同事说：“帮忙看一下，我去趟洗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