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

夜里10点半的时候，卧铺车厢熄灯了。往常，这个时间只是夜生活的起点，但在火车上没什么搞头，只能安心地躺下。榔头爬到上铺去，途中看见在中铺冬眠的男子，他从开车时就这样拿被子蒙着头，是不是窒息了？然而榔头看见那人的脚掌还会搓床板，笑了笑就爬到自己的上铺去。

我躺在下铺睡不着，睁眼盯着中铺的床板。原本就不高的车厢分出三层铺，每层的间隔很少，四岁以上的人起身就碰到头，睁眼发呆就有种压迫感。唉——可爱又可恨的火车，失眠都不是好地方。

聆听着身下有规律的振动：“工咚隆，工咚隆……”思绪好像顺着铁轨滑走了，一直飞回昆明的月台——那是我离家的日子。

我进了车厢，隔着窗玻璃向外看。父亲和三舅站在月台上，正对着车窗。三舅一直对我含笑，他不知道烟头快烧到自己的手指头了。父亲则在嘴上比画了一个抽烟的动作，然后摇摇手，表示我以后要少抽烟，然后他点了一根红塔山，和三舅同一个姿势地站着。我向父亲乖巧地点点头，那分钟竟有了戒烟的冲动……哎，妈呢？我抬起眼睛到处张望，最后发现妈妈远远地站着，满面泪水地望着我这边，我知道，她怕靠近了更难受，或者怕泪水感染我。我曾经轻松地讲过：“不就是出去读书嘛，有什么好哭的？”但这会儿看见母亲的泪水，我竟也鼻子一酸，“哇哇”地干嚎起来。我不想让他们看见自己在这一瞬间的脆弱，于是紧紧地趴在小方桌上，口水和鼻涕都往车厢的地板上滴淌。这时，火车开动了，我真切地意识到自己要离家了，以后会喝不到东风水库的水，看不到夕阳从龙马山背后落下去，我于是哭得更伤心了。

不一会儿，坐在对面的中年男子拍拍我的肩说：“小伙子，别哭了，明年还会回来的嘛。快把脸擦干净，我们来打牌。”我仔细想想，叔叔说的也有道理，于是用袖子擦了擦脸，开始玩纸牌。

今天终于可以回家了，就像时钟的指针最终会转回来那样。

这时，有个人影过来整理车厢——那悍妇。她先把窗帘拉紧，帘子边折在窗棱下；又帮我们收拾方桌上七七八八的杯子；然后把凌乱的鞋子排齐。也许怕吵到旅客的好梦，这一切她做得很轻。整理完的时候，她有些累了，用手背顶住身子直了直腰。那一刻，我觉得面前的这个人蛮可爱，并不是想象中的魔鬼。忽然，她发现有双眼睛在盯着自己看，于是冲我低声吼起来：“看什么看？很好看么？”我没有退缩，解释说：“有些人睡觉是睁着眼睛的。”黑暗中，她似乎绽出笑容：“油嘴滑舌的!快睡你的觉吧，乘火车很累的。”我说：“你今天讲了一车皮的话，只有这句中听些。”她已经走出去了，又回头说：“不跟你耍嘴壳子，明天再收拾你。”我拿被子把头一蒙：“我好怕哦!”躺在被子里，觉得自己像个正宗的流氓。

天亮的时候我们已经穿过了浙江省，火车行至湘潭站，会停留十分钟。我想下去伸伸脚，再抽根烟。一出车门，看见列车员笔直地钉在站台上——这是她们的工作。我转过身子，背对她点了根烟，然后佯装轻松地抖抖小腿。老实说她站在身后令人紧张，我生怕她记起昨晚我们的冒犯，控制不住情绪朝我屁股上来上一掌。想着想着，愈发害怕，我于是来回地走走，不自觉地还偷偷看她是否在运功。她表面镇定，眼珠子其实在跟着我转……是不是想搭讪啊，何苦憋着呢？嘿嘿……我继续来回地走，像短路的机器人。

终于，列车员受不住这种尴尬，先开口说话了。

“哎，我说你晕不晕？你已经转了八十多个来回了。”

“是么？”我故作惊讶，“不过还差一点点。每天起床走一百圈是我的习惯。”

“神经有毛病。”

“就算有毛病，也是上车以后被你吓出来的。”

“我有那么凶吗?”

“何止是凶，你骂人的时候自己照照镜子就知道一切了。或者问我的同伴也行，他现在还躺在被窝里。不过，我劝你别去，免得让他以为做了噩梦。”

“呵呵呵。”列车员笑了，脸上带着成就感。

“我以为坐181可以感受些家乡的温暖，谁想到被吓出神经病来。回去以后我很难跟妈妈解释……”我抓住机会，喋喋不休。

“好了好了，得理要饶人，少说两句话不会加你的车钱。你家是哪里的？”看来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工作上有失误，想跟我套近乎了。

“玉溪。”我回答她。

“不会吧，竟然碰到老乡了，我也是玉溪人呢。”

“你不是昆明妹子么？一口的昆明腔。”我以为她想改祖籍接近我。

“哪里，那是去昆明读中专以后口音才变了的，初中以前我都在玉溪，现在爸妈还在玉溪工作呢。”

我这个人比较轻信，尤其是女孩子的话。听说她也是玉溪人，难免一阵激动，但表面上还得装得比较平静。

“那你家住哪街哪巷啊？”

“广场附近，嗯，应该是广场的北边。”

“我家在广场的南边。”说话的时候，我想，这就是地球吗？这么小，相逢何必曾相识。

“难怪。”

“难怪什么?”

“连家里的房子都在唱对台戏，何况我们俩。”小姑娘好像很哲理的样子。

“我不喜欢和别人唱对台戏。”

“嘻嘻。”她笑了，笑得不再带着伪装。

十分钟很快过去了，我又爬到火车上。列车员伸头望了望站台，当她确定没有掉队的乘客以后，也上到车里来。她先把门关上，锁紧，然后对我说：“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呢。”“我叫不撸不舒服斯基。”

“呵呵呵，看你的块头也不像俄国人。”

“我叫雪锋。”我一向自以为这个名字挺拿得出手，“刚才说的是笔名。”

“这个名字很一般。”她又来了。

“那小姐尊称？”我想听听她的名字是如何地不一般。

“我叫刘红，大家更喜欢叫我小红，笔名是一撸就舒服库娃。”

“呵哈哈哈——”我忍不住大笑起来，“小红，这名字好土啊。”

她不高兴了：“再土也比不上你穿的军裤。”

“这你就不懂了。什么叫‘庸俗’？时尚被无数人重复一百遍就是庸俗。你去大街上看看有几个人和我穿一样的裤子?!”我为自己临时生造的定义得意不止，其实军裤是在上车的时候所有裤子洗了没干，临时顶替用的。

她眼睛睁得老大，使劲端详我。

“看什么看？想表白就抓紧时间。”

“没有，我想看看你嘴里有没有两根舌头，实在太能说了。”

我知道男人嘴太油不是好事情，至少在女人眼里。但是一旦高兴起来，让我举着庄重的牌子走几圈，我会觉得很累。不过，我不想在这个无聊的问题上跟她周旋：“以后怎么称呼你？也叫小红？”

她低头想了一会儿：“不好，这是熟人才叫的，我们还不是熟人。”

“你要划这么清楚，我们就以同志相称，怎么样？”

“同志？不错，不错，我们共同的志向是顺利抵达昆明。对不对？就这样说定了吧。”

最后，我俩相约春节的时候一起到广场喝茶。回车厢以前，我去她的工作间交换了电话号码。刚记完号码，榔头过来洗漱了，他恰巧看见我递了一张纸给列车员，于是悄悄地问：“怎么？母老虎让你写检查？”

我说：“没有，写电话号码。”

榔头以为自己没睡醒：“到底怎么回事？”

我诡异地说：“情况很复杂，等促膝再谈。”

午饭的时候，刘红路过，对我们莞尔一笑：“同志，垃圾不要乱扔哦。”

我提着一根鸭骨头：“您看。”说着轻轻地放到垃圾盘里，又用征求的语气说：“同志，满意不？”

榔头看得直想吐，刘红一走就对我大骂：“我呸，受不了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