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一丹 焦点访谈的副作用（下）

李方先生多虑了。近一两年来，很多人都有一种感觉，就是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的力度越来越小了，“凡事经焦点访谈一报，即予雷厉风行查处，百姓无不拍手称快”的情形，也越来越少了。退而求其次，单论舆论监督节目的数量，也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每况愈下。不但普通观众如我等对此颇有感触，连焦点访谈的主持人敬一丹女士自己也深为不安。看到焦点访谈面临如此困境，李方先生不知该做何感想？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的生意越做越小，且大有难以为继之势，按说是符合李方的意愿的，但他也应该看到，这其实是一个歪打正着的结果——有人向焦点访谈发难，并非要消除它的“负面效应”，而是旨在杜绝其正面效应，——不是什么光彩照人的事儿。中国知识分子分析中国的问题，最忌讳的就是有意无意地无视中国国情。在一个法治完备（不仅仅是法制完备）的国家里，如果一个强势媒体像中国的焦点访谈那样“看起来更像是法官、包青天甚至救世主”，那么，它倒真可能产生如李方分析的负面效应。或者勿宁说，在一个法治完备的国家里，由于解决大大小小诸多问题的渠道早已规范化、程序化，一个像焦点访谈那样的电视节目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在中国恰恰相反，某些有司衙门非但不能为公民公正有效地解决问题，反而很可能产生更多的问题，制造更大的矛盾，总之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渠道严重堵塞，与渠道相关的一些程序要么付诸阙如，要么形同虚设。有的法官看起来不像法官，至于“包青天”和“救世主”，更是大白天打着灯笼也难得找到一个，小老百姓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个时候，多亏有个焦点访谈，能够隔三差五让张三李四之类小老百姓对着全国人民诉几声苦，抹几行泪，同时对某些有司衙门施加一点儿舆论压力，敦促他们多少做一些起码得像是法官、包青天、救世主做的分内事，让老百姓知道在中国还有这样一个可以寄托点儿希望的聊胜于无的电视节目，有什么不好吗？即便焦点访谈真有李方所称的“负面效应”，那也是要等到中国的法治基本成熟，法官们都有点儿法官的样子之日才可能出现的危险，现在就来当头棒喝，未免危言耸听了点儿。好比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刚刚略微知晓一些男女之别，你就要采取措施严防他成为强奸犯，未免为时过早了点儿。前些天旁听一个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学研究所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孙旭培指出，针对一些触目惊心、令人发指的假恶丑行径，现在焦点访谈的主持人却惯于摆出一副冷静的姿态，用一种平缓的语调，进行不愠不火、不长不短，不冷不热、不痛不痒的点评，仿佛一个隔岸观火、不置可否的闲人，没有一丁点儿“匕首”的锋芒，丧失了应有的批判立场。最典型的是在两年前的一期节目中，宁夏吴忠市副市长王明忠的车队过一座窄桥时，12岁女童小王平躲避不及跌入水中，桥上35名党政领导干部竟无一人下水施救，眼看着小王平被活活淹死，主持人最后的评论是：“在小王平落水的时候，那队人连起码的援助之手都没有伸出来，这种行为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议论和批评。”这种慢慢悠悠吞吞吐吐三脚踹不出一个响屁的态度，向善良的中国观众传递着一个信息：对于副市长王明忠率35名党政干部见死不救、警察张金柱酒后驾车肇事逃逸致人死伤这样的恶**件，连堂堂中央电视台的王牌栏目、有“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之美誉的焦点访谈，也不便或不敢大张旗鼓严厉斥责，而只能以这种隔靴搔痒蜻蜓点水的方式随便发两句议论了事，那么很显然，在当下的中国，再也别指望有哪家媒体能对那些伤天害理骇人听闻的坏人坏事怒不可遏拍案而起了，别指望有哪个公民能明辨是非、激浊扬清、锄强扶弱、大无畏地行使言论自由之神圣权利了……焦点访谈这种貌似公允客观实则冷漠麻木的走向，势必令观众倍感无奈、悲凉。孙旭培先生称这是“焦点访谈的副作用”，我亦深以为然。这与李方概括的焦点访谈的负面效应是截然不同的。孔子说，“过犹不及”，但不及却不可视之为过，焦点访谈“副作用”之“不及”一日不去。其“负面效应”之“过”就无从谈起，故当务之急是要克服其“副作用”，而不是警惕什么“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