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号染色体 政治(1)

科学的燃料是无知。科学就像一个饥饿的火炉，必须要从包围着我们的无知森林中取来木柴喂给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称做“知识”的开阔地扩展开来，但是，它扩展得越大，它的边界就越长，越多的无知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在基因组被发现以前，我们不知道在每一个细胞的“心脏”里都有一个30亿个字母长的文件，我们对它的内容一无所知。现在，当我们读了这本书的一部分之后，我们就意识到了很多新的神秘现象。这一章的主题就是神秘。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认为知识很沉闷；向无知——以前的发现揭示出来的新的神秘现象——开战才会让他来劲。森林比开阔地更有意思。在第20号染色体上有一个小“灌木丛”，它既迷人又恼人，比起哪个神秘现象来也不逊色。它已经造就了两个诺贝尔奖，只不过是因为发现了它的存在，但它固执地抵抗着，不肯被砍伐下来成为空地。而且，就像是要提醒我们，具有神秘性的知识有一种习惯是要改变世界，在1996年的某一天，它成为了最具煽动性的政治问题之一。它与一个名叫PRP的小小基因有关。故事从羊开始。在18世纪的英国，一组企业家先驱给农业带来了革命。在这些企业家中有莱切斯特郡的罗伯特·贝克维尔（RobertBakewell）。他的发现是：通过让羊和牛有选择地与自己的后代里最出色的那些来交配的方法，可以使人们喜欢的特点以更高的频率出现，迅速改良品种。这种近亲繁殖用到了羊身上，产生了生长快、肉肥、毛长的羊。但是，它有一个没有预料到的副产品。萨佛克种的羊尤其明显地在年老之后出现了精神错乱的症状。它们挠自己、走路蹒跚、用一种奇怪的步子小跑，变得焦虑，似乎对抗群体生活。它们很快就死了。这种无法治愈的疾病叫做瘙痒症，它成了一个大问题，常常是每十只母羊里就有一只死于这个病。瘙痒症随着萨佛克种的羊，在较小程度上也随着其他品种的羊，来到了世界其他地方。它的病因仍然是个谜。它似乎不是遗传的疾病，但是它也无法被追踪到另外一个起因。在30年代，一位兽医学研究者在试验另外一种疾病的疫苗时，导致了瘙痒症在英国的一场大传播。这个疫苗的一部分来自其他羊的脑子，尽管这些脑子已经用福尔马林彻底消毒过了，它们仍然保留了部分传播感染的能力。从那时开始，兽医学家们就形成了一个“正统”的观念，且不说这个观点还是受了“蒙蔽”的：既然瘙痒症可以传播，它肯定是由什么微生物引起的。但是，什么微生物呢？福尔马林没有杀死它。清洁剂、煮沸和用紫外光照射也杀不死它。这个微生物能够通过连最小的病毒都能够挡住的过滤器。它在受感染的动物体内不引起任何免疫反应，有些时候，从注入致病物到发病之间有很长的延迟——但是如果把带病体直接注射入大脑，延迟就会短得多。瘙痒症筑起了一道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无知的墙，打败了一代意志坚强的科学家。在相似症状出现在美国貂养殖场和落基山脉一些国家公园里居住的野生麋和黑尾鹿时，它的神秘性反而更深了。如果在实验室里把带病体直接注射入体内，貂对于羊的瘙痒症是有抵抗力的。到了1962年，一位科学家又回到了遗传的假说。他提出，也许瘙痒症既是遗传病又是可以传染的，这在那时还是一种没有听说过的组合。遗传病多得是，由遗传因素决定是否易受感染的传染病也很多——霍乱现在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了——但是一个有传染性的“颗粒”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在生殖细胞里旅行，这种说法似乎违反所有的生物学定律。这位科学家——詹姆斯·帕里（JamesParry）——坚定不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一位美国科学家——比尔·哈德洛（BillHadlow）——在伦敦维尔康姆医学博物馆看到了被瘙痒症困扰的病羊那些受了损害的大脑的图片。他被这些图片与他以前在另外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所见的图片之间的相似而震动了。瘙痒症马上就要变得跟人类更加有关了。另外那个地方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在那里有一种可怕的、让人丧失能力的大脑疾病，名字叫做酷鲁（Kuru），它在一个名叫佛尔的部落里已经打倒了大批的人，尤其是妇女。一开始，她们的腿开始晃晃悠悠，然后，她们的整个身体开始摇晃，她们说话开始吐字不清，她们突然会出人预料地大笑起来。在一年之内，因为大脑逐渐从内向外瓦解，病人也就死了。到了50年代末期，酷鲁已经是佛尔妇女死亡的主要原因了。它杀死了如此之多的妇女，使得在部落里男性和女性的比例成了三比一。儿童也得上了这种病，但是相比之下成年男性得病的很少。后来证明这是一个关键的线索。在1957年，两个在那个地区工作的西方医生，文森特·齐嘎斯（VincentZigas）和卡尔顿·盖达塞克（CarltonGajdusek）【齐嘎斯，澳大利亚生物学家；盖达塞克，美国生物学家，1976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译者注】很快意识到了在发生什么。当有人死了的时候，尸体被部落里的妇女以固定仪式肢解，作为葬礼仪式的一部分，而且据传还会被吃掉。葬礼上的吃人习俗已经快要被政府铲除掉了，它已经有了足够的恶名，很少有人愿意公开谈论。这使得有些人怀疑它是否真的在过去发生过。佛尔人用断续、嗑巴的英语描述1960年前的葬礼是“切开、煮、吃”，但是，盖达塞克和其他人搜集了足够多的证人的叙述，使得人们不再认为这样的说法是在撒谎。一般情况下妇女和儿童吃内脏和脑子，男人吃肌肉。这立刻就为酷鲁病的发生提示了一个解释。它在妇女和儿童中最常见，它出现在死者的亲属里——但是在姻亲和血亲里都出现。在吃人的习俗被定为不合法之后，发病年龄稳定地提高了。说得具体一些，盖达塞克的学生罗伯特·克里茨曼（RobertKlitzman）查出了三群死亡者，每一群死者都在40年代和50年代参加过因酷鲁病而死的人的葬礼。例如，在1954年有一个为一位名叫尼诺的妇女举行的葬礼，参加葬礼的15名亲戚中有12名后来死于酷鲁。那三个没有死于酷鲁的人一个是在很年轻时就死于其他原因了，一个是因为她与死者嫁给了同一个男子，所以传统上禁止她参与吃尸体的行为，一个是事后声称她只吃了一只手。当比尔·哈德洛看到被酷鲁病折磨的人脑与被瘙痒症折磨的羊脑之间的相似性时，他立刻给在新几内亚的盖达塞克写了信。盖达塞克跟踪了这个线索。如果酷鲁病是瘙痒症的一种，那么就应该可以通过直接往脑子里注射的办法把它由人传给动物。在1962年，他的同事乔·吉布斯（JoeGibbs）开始了一长串的实验，试图用佛尔部落死人的脑子使猩猩和猴子感染上酷鲁病（这样的实验在今天是否会被认为是符合伦理的，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头两只猩猩在接受了注射之后的两年之内得了病，死了。它们的症状很像那些酷鲁病人的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