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舍不得，大舍大得

最怕别人叫我“海龟”，就算在我刚回北京的时候，那时候海龟还没有像现在一样臭大街。在刚回来的时候，确实有些日子，中文说得还不是那么利索，但也咬着牙把溜在嘴边的英文单词给吞回去，生怕露出马脚别人认出来，“嘿，这儿还有只海龟呢。”让我如此恐惧的原因有三；一是，跟那些泡过哈佛耶鲁，和从硅谷爬回来的海龟相比，咱大不了是个呛过几口盐水的小鱼小虾，腆列其中，怕有点对不起同类；二是，说远点，如果将海龟的来历追溯到三四十年代，把胡适之、林语堂之类的大方之家算做近代海龟的鼻祖的话，我就更不敢往海龟这顶帽子下钻，实在怕辱没先贤，尽管最早咱也是奔着学贯中西这条道儿去的。当然我并不是要把自己打扮成一副谦谦君子的形象，其实让我最痛的是第三点，最怕别人顺藤摸瓜问我为什么回来，我总是禁不住以小人之心来猜测，潜台词就是：在国外混不下去，回来了吧？！如果我回答说：“曾经有一个绿卡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不想要它，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去选择，我还是不要它！”估计听到这话的人不少会扼腕兴叹：这孩子脑袋准有病！在学校的二三百号中国留学生里，像我这样铁了心回国，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张绿卡的人，绝对是个另类。这个圈子里，没几个不是看见绿卡眼睛就发绿的。在澳洲的两年里，对我发出过这样感叹的人不下百十号，企图通过批评、教育来拯救我的热心人士也不在少数。临回国前，在火车上遇到一个东北大姐，看见我拎了一大堆绵羊油、袋鼠罐头就知道是要回国的同胞姐妹，上来跟我搭话说，拿到身份要回国了吧，我说没有，这个大姐立即关切地说：“妹子，要弄个身份办法可多了。”我立即打断她：“照着《移民法》咱哪儿条都不缺。”“那怎么不拿个绿卡再回去呢？”我说“不想”。她老人家差点把舌头吞下去，我知道她心里一定在想：这孩子脑袋准有病！这话如果从大了说，那是因为咱有一颗爱国心，其实不出国不知道自己爱国。你一定是在远离了自己的土地、文化和同类的时候，才能很时时刻刻清楚地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以至于在读书期间回国探亲的时候，朋友都觉得我不是出去被资本主义洗脑，而是到咱们的革命圣地去净化灵魂了。所以，如果你现在再看到海龟们说出点报效祖国之类的豪言壮语，请相信这是真的，绝不是在唱高调。再说说咱个人的小算盘，不怕笑话，实在是离不开爹和娘。当然如果留在那里，假以时日，我也一定能让爹娘跟我一起呼吸上澳洲的新鲜空气，但是，我知道，即便如此，他们也一定不爽，吃惯了汤面条的肚子怎么也不会习惯意大利空心面。很多在那边的移民家庭已经证实了这一点。那么我能做的是什么，一周一次电话，一年飞回去一次看看？想想自己已经实在不孝，父母在不远游，别人家的孩子大学毕业就安安生生地挣钱养家，我不但没有，反而跑那么远，让他们为我担惊受怕。我的父母都是极端克制自己的那种家长，他们不愿意因为他们的因素影响我的决定。但是，有一次爸爸终于克制不住了，临送我上飞机前的半个小时内，在宾馆里哭得像孩子一样对我说；“孩子，如果你不在我身边，我这后半辈子什么都没有了。”头一次发现自己这么被需要，也头一次发现爸爸真的老了。如果没有他们，我能有什么呢？好东西，要有人分享才有意义，你的成功、幸福，都是因为有更多的人一起分享，才会随之放大好几倍。这个世界上，与我关系最亲近的不过是父母两人，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分守在南北半球忍受忧虑、思念和寂寞？绿卡、优美的自然环境、优厚的社会保险？我的答案是：以上皆不是。从来没遇上过什么大是大非或难以决断的事，绿卡可算是头一遭。当然那个时候，绝对不是没有思想斗争过，特别是在所有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都趋同的时候，想特例独行是那么的不容易。甚至在回国的几个月内，看着街头拥挤喧闹的人群、灰蒙蒙的天空，回忆着澳洲一望无际的大海和芳香松软的草地，我也隐隐有过悔意。但是，每当我回到自己几十平米的家里，和父母围坐在桌前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我想我得到的已足够了。从出国到回国，差不多三年的时间里，我想明白了一件事，什么叫舍得。佛家里说：“舍得，舍得；不舍不得，大舍大得。”任何事情都是有舍必有得，有得也必有舍，只是看你想要舍什么，想要得什么。成功与幸福，都是因为有更多的人一起分享，才会随之放大好几倍。谁不是从头做起，谁没有几年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日子。你现在做的所有事情都不会白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