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校第二却放弃了高中?

中国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度，也是一个灾变频繁的国度，天灾**，战争起义，灾民蜂拥。

为了生存，夺取仅有的资源，人们勾心斗角、互相残杀，连打手、刽子手这样谋生的活也争着去做，自由主义学者任不寐因此提出了著名的“灾变论。

矿产是资源，大家都去争夺。

同样，教育也是资源，大家也去争夺。

我的父亲死于矿产资源开掘，我则多年受制于教育资源、经济资源，在底层郁郁多年。

如果说父亲罹难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劫难，那么放弃高中、选择技校则是第二次劫难。

它使我在象牙塔外艰难跋涉了10多年，历尽风霜雪雨。

我们所在的煤矿在全国煤炭系统小有名气。

煤炭的煤质非常好，是优质炼钢煤。

因此，即使在多年后很多煤矿陆续倒闭时，我们煤矿依然是矿务局的骨干矿，一枝独秀。

煤矿地处小镇，距离邵东县城、邵阳市中心都不远。

煤矿下属的矿区、工厂分布比较零散，方圆十多里都是。

矿里人与镇里人大多数时候相安无事，尤其每逢赶集时，街上都是农村的销售者和煤矿的购买者。

不过近年来矛盾比较多，农村的小煤窑将大煤矿包围、蚕食，经常为煤发生冲突，甚至打群架，常有人死伤，矿里得组织“护矿队。

我和母亲刚迁到煤矿时，最先住在“临时招待所。

说是“招待所”

，其实徒有虚名。

因为“招待所”

几年前便已改为家属住房，居住条件比住宅差多了。

“招待所”

有两层，每间房独立，没有厨房，做饭只能在走廊，厕所公用。

随后，哥哥、姐姐陆续也来了，一间房子住不下，我们便租了农村杨家院子的房子。

一同租住的还有一位姓苏的阿姨。

她爱人也是在井下事故中遇难的，膝下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年龄与我们兄弟相仿，我们叫他们“桂妹子”

和“科伢子。

两家人同病相怜，孩子们情同手足。

我们在一起捉迷藏、踢“电报”

、跳皮筋，欢笑声渐渐在院落响起。

我一如既往地顽皮，摔跤、打鸟、爬墙，一刻都静不了。

有几次，我还拿箩筐把自己罩住，在里面唱起花鼓戏来，小孩子们咧着嘴大笑。

母亲也下过井，虽然时间不长。

“铁罐筒往下放的时候，心‘嘭嘭’直跳，真担心缆绳断了。

在井下，就靠矿帽的一个小矿灯照亮。

先不说干活，在井下高一脚低一脚走到掌子面都很累了”

母亲叹息。

想起当年父亲就是这么工作的，她眼泪就出来了。

母亲后来一直在食堂工作，“那些‘窑古佬’（即矿工）真可怜，有的买5分钱白菜就吃完2钵饭。

我打菜时，总是多打点给他们”

母亲虽性子急、脾气躁，但仅从这点就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善良的人。

她回忆“斗地主”

时也说：“地主公、地主婆被脱掉衣服，捆在树上打，用水淋，有的就这样被整死了。

其实他们也很可怜，钱不多，吃饭时也吃不饱，常闭着眼睛放下碗筷”

我们一家5口靠母亲每月36元的工资和父亲的每月20多元的抚恤金生活。

那时，奶奶还健在，她和伯父生活在农村，其生活费用也包括在抚恤金里，我们生活极为艰难。

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刚起步，煤矿生活根本不比农村好。

很少有荤菜吃，能吃上一个烧饼、半边苹果、一包红姜，我就非常幸福了，至于杨梅罐头、桔子罐头，都是在好几年后我生病时才能享受到的“高级”

补品。

母亲最疼我，隔三差五叫我去她工作的食堂吃饭。

好心的食堂叔叔、阿姨给我打的菜比平常都多，那蒸笼里喷香的饭、钵子里油澄澄的肉，很多年来令我回味无穷，想想就流口水。

小孩上学的年龄通常为7岁，可我始于8岁。

其实6岁尚在农村时，家里就试着送我到小学念书，班主任是我表姐。

可我特不听话，野性难驯，老师们根本管我不住，母亲打我骂我也无济于事，上了几天便作罢。

迁到矿上时我7岁，已是1979年10月，错过了上学报名的时间。

于是，第二年，我才得以走进矿子弟学校。

不过，虽然没去上学，但我5岁时就开始识字、算数、看故事书。

通过“自学”

，我已经有了较“深厚”

的功底。

报名时，54班的班主任涂老师要大家数数，从1数到10。

我仰头望着她，眨巴着眼睛，一口气数到了100，乐得她合不拢嘴，从此我就成了她最宠爱的门生。

说来也奇怪，就是从进入学校的第一天起，我立马换了一个人，完完全全是一个乖孩子。

老师上课讲的内容我全能理解，所以成绩蛮好，期期都是班上第一名，小红花、奖状贴满了墙壁。

我被评为邵阳市三好学生，参加矿务局的语数竞赛拿过前几名。

学校提倡“学雷锋做好事”

，一次，我在操场捡了个钱包，看都没看就兴冲冲跑到大队辅导员办公室，把钱包交了公，辅导员专门在全校大会上表扬了我。

老师们把我树立为班上的楷模、典型，每天都要表扬我一两次。

我心中暗喜，但仍然端正坐立，双手交叉背于后，绝少表露出来，也从不骄傲自满。

可见，表扬使人进步。

我的成长经历绝对同表扬分不开。

我的荣辱观、自尊感、好强心可能就是那时候通过表扬建立起来的，并在随后的岁月里一直指导着行为。

“三岁看到老”

，我觉得很有道理。

年少时非常单纯，一旦喜欢某样东西，总是格外投入，几可用“痴迷”

两字形容。

我很喜欢看书，《故事会》、《民间文学》是我和二哥的最爱。

前者一角八分钱一本，后者三角一本。

每期我都攒钱买下，每天看几个故事，不忍一次看完。

看完后过段时间又会重读，并把书上的歇后语、谚语、成语、谜语用笔记本抄下来。

我也特别喜欢小人书。

矿里有两个摆小人书的摊子，斜立在墙边，再摆好些矮凳子在地上。

看一本通常是两分钱，我在那里看完了《西游记》、《水浒传》、《兴唐传》、《岳飞传》、《杨家将》、《薛刚反唐》、《一千零一夜》，及大量古代神话、侦破小说、战斗故事、狐鬼传奇。

这点，同小时候的崔永元很像，他在《不过如此》中将喜欢连环画的人称为“连友。

而多年后，我放弃了同这位“连友”

成为同事的机会。

我对战争、侦查题材的小说情有独钟，并由此产生了一种豪情主义倾向，英雄主义倾向。

我希望长大后能成为一名将军，兼具文韬武略，指挥千军万马。

要不，当一名刑警也行，专破大要案，抓坏蛋，救美女于水深火热之中。

其实，每个小男孩心中恐怕都会有这么一个梦想，梦想能够成为英雄豪杰，梦想能够叱咤风云。

母亲仍常常哭，她一哭，我们就不知所措。

哥哥有时借故走开了，我有时就站在床头劝她：“你莫哭了，哭得我们都难受。

那时我还做一件“分特”

(faint)的事：给母亲讲故事，逗她开心。

我把从《故事会》、《民间文学》上看到的故事，讲给母亲听。

但大多数时候，讲故事是没多大效果的。

母亲哭哭啼啼，我也垂头丧气。

在我不到10岁时，继父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他是矿里惟一有中级职称的统计师，人非常好。

我长这么大，他从没骂过我。

母亲冲他发脾气，他常不吭声，或一笑了之。

继父的古文修养不错，常给我讲一些典故、对联、谜语。

如“天作琵琶地作弦谁人敢弹”

的对句是什么，好几个“朝”

字连在一起的对句是什么。

长大后，在选修《民间文学》时，我才知道对联属于民间文学中的韵文，包括出句和对句，讲究平仄和押韵。

继父的字写得很漂亮，但不属于“四体”

中的任何一种。

在矿里的书法比赛中，他曾拿过第二名，但不服气。

他也尝试过教我书法，可我天生不感冒，认为写的字大家认识就行，拿练书法的时间去看书，多好！

从这可以看出，我天生就是美国实用主义者杜威的门徒，对书法艺术简直达到了漠然的程度。

假如王羲之在世，肯定会气得吐血。

正因为没练字，所以字很草，没有章法。

我的“草书”

若再“狂”

起来，简直所向无敌，很少有人能看懂。

不过也不能太过自信，前女友为了窥探我的“曾经沧海”

，不惜刻苦钻研，偷偷地将我日记看了个遍，完事后哭得伤心极了。

从此，我挥泪斩马谡，不再写日记。

大约3年级的时候，我与矿里一个比我大几岁的男孩在坟堆上打闹着玩，摔跤时我从坟顶上滚落。

本来不觉什么，但爬起来时发现左手不听使唤，稍微一动，就感到剧痛。

心中害怕得要命，二哥马上陪我到食堂找母亲。

母亲也吓坏了，忙找“水师”

给我接上胳膊，然后送去矿医院。

在医院用石膏捆着左手，但一个月后，胳膊仍肿得老高。

母亲那个急啊，便我把带回老家，找伯父接。

伯父也是有名的“水师”

，只因当时离家远而没找他。

清楚地记得在伯父家那间土砖屋里，煤油灯在桌上跳跃。

窗外寂静一片，漆黑一片。

伯父一手托着我的胳膊，一手捏住我的手腕。

他拿起一瓶白酒，仰头吞下一口，然后“噗”

地喷出。

我顿感手上一凉。

说时迟，那时快，伯父用力一扯，“咯吱”

一声闷响，一阵钻心的疼痛。

还没缓过神来，他用力一对位，骨骼似乎恢复原位。

伯父说，我的骨骼其实有两处断裂，以前只接好一处，还有一处未接上。

这次是将未接好的另一处重新扯断，对好位。

两个月后，骨骼痊愈，我接着上学。

本来很担心课程，但经过不到一个月的冲击，我就迎头赶上了。

期末考试，我再次稳坐第一。

课余时间我比较疯。

一些玩乐的游戏被人总结为七十年代生人的“十大经典游戏”

：打弹珠、拍纸板、滚铁圈、丢沙包、跳格子、跳皮筋、抓棋子、打乒乓、踢毽子、撞拐。

其实，还有个没有提及的游戏：杀羊头。

小孩分成两边，只要头被摸到一下，就“死”

了，得退出，哪方坚持到最后就算赢。

十大经典游戏我玩过不少，而且成了某些游戏的“专家。

其中，最具男子气概的战斗是撞拐，“曾经有一个膝盖摆在我面前，可是我撞不倒他，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如果上天让我再来一次，我会选择从旁边撞”

撞拐我比较讲究技巧与力量齐用，有时一个人对付几个，如入无人之境。

记得班上有个同学，高大健壮，长得帅，撞拐时两三个人对付不了他。

说实在的，我力气也没他大，但我常把他逼到一个角落，用右膝顶住他的小腿，这样他有力使不上来，我再把身子的重量压下去，他就不得不松手认输。

许多年以后，这个同学参与一件为了一元钱导致的故意伤害致死案，被抓获判了死刑。

据说，他是一个特大贩毒头子，令我惊诧莫名。

1985年9月，小学毕业后我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初中。

初中的班级仍沿袭以前的“番号”

：54班，其他两个班为53班、55班。

学校设在一工区，离矿本部有四、五里路。

我们得穿过矿区，进入公路，越过邵水河的小桥，再爬上一个坡，才能到学校。

整个过程要三、四十分钟。

而新学校要等我们上高中时才能建成。

煤矿污染非常严重，河水里都是化工厂排放的有害物质，很多矿工、家属因常年饮用这种水患上绝症，四五十岁就死去。

路边全是烧焦炭的，浓烟滚滚。

路上满是煤灰，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上学总是很匆忙，三五成群的同学踩着点去。

放学就比较宽松了，兴高采烈地，呼朋唤友。

逢上兴致好的时候，就走山路。

山上有刺莓、麦子、花朵、农舍。

农舍旁时不时有狗“汪汪”

乱叫，我们做势弯腰捡石头，狗就被吓跑了。

中午，我们在食堂蒸饭吃，菜舍不得从食堂买，而是用瓶子从家里带过去，一小瓶就要对付一餐饭。

饭后，我们会爬到学校后的雷公山上玩。

山上没有一棵树，草倒长了不少。

2003年10月，我在网上看到《有血性的中国人请进来看！

》的帖子，第一张黑白照片就是一大群孩子端着杯缸站在破烂的食堂前大口大口地吃饭。

我忽然想起往事。

这么多年了，农村、小镇的孩子们还是这样苦，大多数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农村小品中所表现的富足生活，于农民而言仍然是海市蜃楼。

班主任谭瑞云老师50岁左右，脸庞瘦削，慈祥中透着严厉。

她对我很好，我的成绩开头还能保持“东方不败。

但到了初二的时候，班上新来的女同学刘湘垚把我的“宝座”

给占了。

她母亲是学校老师，自然有较优越的教育条件。

有段时间，我心灰意冷，便和“差生”

玩：上课吵闹、去河里游泳、打弹弓仗、爬电车。

我的成绩直线下降，期末居然降到第五名。

谭老师着急了，几次找我谈心，并把那些找我玩的同学挨个批评。

没人敢跟我玩了，我有点众叛亲离的感觉。

经过悬崖勒马，一个学期后，我上升到第二名。

初三面临升学，我更加努力。

由于地方小，缺乏远见，考中专是大家追求的目标，我也不例外。

中专的录取比例很低，全县数千考生也就取300人而已，至少是10：1。

当时大学还没有扩招，考大学似乎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矿里每年只考取了一两个。

1988年3月，年级重新分班。

我们10多个成绩好的流着泪离开了原来的54班，来到好班55班。

开头很不适应，一下课总往回跑。

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开始了寄宿生活，20多个人一个宿舍，每周回去一次。

一天夜晚，女宿舍发生了半夜“摸脚”

事件。

被摸的女生很漂亮，也很淑女，若干年后我们成了好朋友。

目前她在海南教书，孩子也两岁了。

那时，我昏天黑地地暗恋上了一位女生，她的每个眼神、每个动作，都足以勾起我的遐想。

但我从不敢表白，甚至不敢直面她的眼神。

在漫长的5年时间中，她是我心中的惟一，日记里密密麻麻写满了对她的思念。

单恋和专心学习使我变得郁郁寡欢、多愁善感，话渐渐少了。

谭老师给我做了8个字的评价：文质彬彬，沉默寡言。

这个评价其实至今仍基本适用。

在一些人眼里，我是一个老实的人、无趣的人，所以多年追不到心仪的女孩。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是一条令好男人沮丧的“真理。

不过，近年来我的状况似乎有所改观。

那时，我没有太多时间考虑这个“真理。

在全县拔尖考试时，我取得全校第2名的成绩，并进入县前100名。

按规定，进入前400名的学生可以免试进县里最好的重点中学，但由于子弟学校属于省直属国有煤矿，进不了地方重点高中。

不过，我觉得最关键还是家人和老师缺乏“名牌”

意识和远见卓识，没去做任何工作。

他们觉得在哪里学习都一样，只要毕业后能谋个饭碗就可以了。

如果当时去了重点高中，我的命运可能不会是今天这样。

教育环境、教育资源常制约个人的发展。

1988年6月18日，我在县城参加中考，成绩仍然是全校第二名，我的分数同时上了中专线、重点高中线，却由于不得而知的原因未被中专学校录取。

许多年以后，我在矿子弟学校代课时，有老师道出了真相：矿教育科与县教育科有摩擦，县教育科没抛档案。

不知是真是假，但官僚作风害人倒是真的。

中专落榜后，我回到矿子校读高中。

这时，新学校已在小学部扩建成功，包括小学、初中、高中。

新起的楼房、洁白的墙壁、宽敞的教室，有点新奇，但更多的是陌生。

我自然进了好班。

但没读几天书，郑州一所技术学校前来招生。

家人抱着早参加工作早挣钱的念头征询我的意见，考虑到自己的家境和前途的莫测，16岁的我稀里糊涂地同意了。

一个错误而轻率的选择使我踏上了艰难的求索之路。

整整14年，我都在后悔和遗憾中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