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轰鸣声中的煤矿技工?
技校毕业后,我将自考关系转回了家乡,并被分配到矿机厂上班。就这样,从河南考回湖南,从少年考到青年,从学生考到职工,经历了多少年冷雨敲窗的夜晚,牺牲了多少欢娱的时光,我已记不清,我只记得拿了多少张单科合格证,还有多少道关要去闯。当时,矿里也有近百人在工余班后参加自考,先后有16人拿到了自考大专、本科文凭,有5名自考毕业生被提拔到干部岗位,成为单位的骨干。我同其中的几个人相互勉励着,并肩前行。我常常在清晨拿本书来到屋后的矿车路上,伴随着稻谷的清香晨读,理想和东方的太阳一起升腾;在轰鸣的机器声中,活一赶完,就走进休息室看书;夜晚,别人都在打牌、搓麻将,我则摁亮一盏灯,走进文字的天空。中文自考中的《古代文学》、《古代汉语》最难,前者有10本书,后者有3本书,且大都为繁体字。我作了大量笔记,翻阅了不少资料,还买来以前几次的考试试题,针对出题特点归纳、总结,两门都是一次过关。攻克了最难关,以后的课程便势如破竹。同时,我从事业余新闻、文学写作。我几乎包揽了厂里的广播稿和对外供稿,并在矿务局机关报《涟邵工人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消息和第一篇散文。20岁时,我在《邵阳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1500字的通讯《青春在大潮中涌动》,煤矿轰动。我成为了《涟邵工人报》、《娄底日报》最年轻的通讯员。矿团委书记也是搞写作出身的,他亲自点名,建议矿机厂由我兼任团支部书记。很快,我走马上任。《邵阳日报》当时有位很有影响的记者叫卢学义,他率先展开舆论监督,介入本市一些重大事件,帮乡亲百姓说话,写的文章大版大版的,在邵阳名气很大,让我们羡慕不已。当然,他也多次身陷重围,被起诉、被威胁。《青春在大潮中涌动》就是他在周末版上编发的。由于媒体的影响力有限,卢学义的名气仅限于省内,但他的作为影响了很多人。他是中国舆论监督的先行者之一,也是第一批调查记者之一。与卢学义从事的工作类似,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记者应该是卢跃刚。卢跃刚1958年出生于四川,自学成才,现为《中国青年报》社新闻中心副主任、主任记者,主要作品有:《辛未水患》、《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以人民的名义》、《在底层》、《大国寡民》等。为了从事舆论监督,替百姓鼓与呼,他13次被推上被告席,真可谓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拿余杰的话说就是,文章上冒着“血的蒸汽”!卢跃刚比较有影响的舆论监督始于1993年:“我先后在《当代》上发表了报告文学《以人民的名义》及其续篇《讨个说法》,从发表作品到最终解决问题,用了近三年的时间!当时我说:‘我将用连续报告的形式,来揭示娄底非法拘禁人民代表案件的全部过程。’事态的发展正如我所预料。人民代表颜跃明被非法拘禁214天以及我后来的调查连同发表作品后公开与私下的较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娄底事件’。“《以人民的名义》的结尾我这样写道:‘2月24日凌晨,寒流来了,漫天都是雪片。我们匆匆赶路。我在风雪中与饱经磨难的娄底城告别。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较量并没有结束,我还会回来,无论是怎样的结局我都会回来。我相信,我还会为我这篇报告文学写一个可能是悲剧可能是喜剧,也可能是悲喜交加的长长续篇。’到年底,我续篇的结尾却更加令人失望:我‘只能告诉人们,惩恶扬善、伸张正义、因果报应、出口鸟气的好莱坞式结局,在生活中,往往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和美丽的期待’。但这还不算完。“湖南组织反击。战场从湖南转移到了北京。众多湖南要员居然与匿名信作者沆瀣一气,对我进行诬陷,公函满天飞,以地方党政组织的名义罗列罪状,足以置我于死地。接下来便是对我的调查。我不得不致信湖南省委书记,言:我做好了被起诉的一切准备,可以在你们指定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出庭!当然,他们没有这个勇气。他们除了‘大事化小’的黑匣子策略外,除了匿名信作者提供的子虚乌有外,除了被揭了疮疤的仇恨心理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端到台面上来说。“北京新闻界联袂应战。最后,湖南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正式承认:新闻舆论监督对解决娄底事件起了积极的作用。被害人颜跃明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加害人受到了应有的处分,虽然处分结果不能令人满意。‘娄底事件’划了句号。用三年时间划了一个句号!”在我看来,卢跃刚是中国当代舆论监督第一人,也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调查记者。同时,他也是一名优秀的报告文学家、作家,其理论深度、写作功底在记者、作家群体中出类拔萃。记者,不仅是一名记录者,也应该是一名思考者。我与卢跃刚有着相似的鏖战、困惑和痛楚,虽然他大我14岁,比我走得早。如果把报业的发展分成日报、晚报、都市报三个时期,那么他代表了日报时期舆论监督的一个高度,我则是随都市报新起的舆论监督者之一。而在1993年,我还不敢奢想能很快成为一名记者,当宣传干事曾一度是我的“至高理想”。原矿宣传科长唐仁荣曾自豪地说,他10年来发表了1000多篇文章,我惊叹不已。而后来,我用4年时间发表了2000多篇文章。这是很多人一辈子也无法企及的数字,《南方都市报》给我和同仁创造了这个奇迹。1993年底,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工厂因经营不善摇摇欲坠,职工们大都无班可上,正从事划线兼团支书的我也不例外,生存的危机摆在面前;倾心爱慕的女孩渐行渐远,地位卑微的我却不敢去追;离《涟邵工人报》新闻报道二等奖的数量尚差几篇;自考面临毕业,最后两门课程等待我去攻破。一声长叹融入黄昏的夕照。我咬紧牙关穿越着生命的战壕。没有工作,我正好利用这难得的空闲去攻读自考课程。没有经济来源,我拼命写稿,靠微薄的稿费维持生活。临考前,为了听湖南师范大学教授的自考辅导课,我不远数十里来到邵阳市,寄居在同学处。记得有一天夜晚停电,听课的学生便点燃蜡烛,微弱的灯光映亮了教室一张张求知若渴的脸,教授大为感动。下课后已是夜晚11点多,外面狂风大作,暴雨倾泻。我骑着破自行车在风雨中穿行,在陌生的城市的漆黑夜晚疾驰,好几次差点摔倒,汗水雨水模糊了我的视线……多年以后,这刻骨铭心的一幕仍定格在记忆深处。1993年10月底,我是怀着破釜沉舟的悲凉感,参加了由湖南师大主考的最后一次大专自考。当我疲惫而自信地走出考场时,并未感到丝毫的轻松。我知道等待的将是什么。当时,工厂的很多职工已没有班上、没有工资拿,拿现在的话说,就是下岗或待岗。我忙于自考和给《涟邵工人报》、《娄底日报》写稿,也无意与他人争什么职位。于是每天报报到,然后看书,并等待安排工作。这年9月,矿子弟学校校长吴健和佘美云老师经商量后,问我去不去学校代课,“如教得好可以调入”。我当时挺兴奋的,因为子校是我的母校,小学5年,我成绩全校第一。1988年中考,我全校第二,老师和同学都对我特别好。佘美云老师就曾教过我数学,我一直很敬重她。学校原本要我教初中历史,几天后又说要我当班主任,因为有一位班主任老师刚走。然而,世事无常。正当我准备就绪,在周一晨读课踏上讲坛给学生讲了话后,吴健匆匆来到办公室,眉头紧锁地说:“我刚接到矿党委通知:机关、学校一律不进人。”我一下子懵了,默默地收拾好东西,沿校后的小路回家,抱着被子痛哭了一场。我感觉到自己特像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转了一圈,最后扑倒在大地母亲的怀抱。后来我打听到,“机关、学校一律不进人”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工厂摇摇欲坠,一个工人外出打工被电死,作为团支书的我在一次争论中愤而指责厂党支部书记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记恨在心,趁我想去学校之机,向矿党委书记打小报告,说我“不上班”、“骂他娘”。其实,这些都是不实之辞。因为当时根本无班可上,再说我一向出言慎重,从不说脏话。但矿党委书记偏听偏信,也不调查,便擅自做出决断。而在中国,像这样的书记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冤案不知道有多少。这是我人生的第三次打击。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人应该要正确地看待打击。正如疯狂英语的创始人李阳所说的,打击我吧,我才会成材!煤矿打破了我最后的幻想,独自坐在家属区后边农村的坟冢上,我看到了小草是怎样一点点染绿荒芜的大地。“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那年,是我苦难的一年,也是收获的一年:我的一篇散文获得省作协出版作品一等奖;我如期完成局通讯报道任务,获二等奖。1994年1月6日,我领到了盖有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省自考办大印的大专自考毕业证。“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当挚友加考友赵顺群在矿广播电视台为我点播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在矿区上空飘荡时,我所有考上大学的初中同学都还在学校就读。有人说,世界上的男人无非分为三种:一种想成为英雄,一种想得到爱情,若是既成不了英雄,也得不到爱情,那就只好去流浪,在流浪的途中去寻回这一切。我就属于第三种人。我想去寻找失去的一切,寻找生命的图腾,让生命的画卷以另一种姿态展现在面前。于是一天后,22岁的我怀着决绝的心情离开了故土,像无根的转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