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女硕士神秘失踪案?

在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过程中，我采写了《民工避查户口遭枪杀》的追踪报道。说来也巧，不久，在上课期间又有读者报料：“广州××大学发生一起失踪案，一位刚入学10多天的女研究生失踪……”我急问：“您知道具体情况吗？”对方回答说：“我也不清楚，只是听说，但千真万确。我有个朋友在公安局，他亲口对我说的。具体情况您去学校采访一下就知道了。另外，他们在《南方日报》上登了寻人启事。”我还没来得及问他的电话和名字，他就挂了电话，“嘟嘟”的忙音传过来。“小杨，你傍晚时有空吗？我想去一所大学采访女研究生失踪案。”我拨通江西南昌大学实习生小杨的电话。她和同学小林子报社来实习，几次说要我带她出去采访，我还没怎么带过她。“有！”她说。我们约好在学校门口碰头。那段时间，广州××大学新闻迭出。早在1997年《南方都市报》由周报改出日报不久，该校就爆出一大新闻：在校内，一个非本校人员的湖南男人利用搞心理咨询为名，引诱女学生，并同不少女生发生了性关系。他还洋洋得意地自我吹嘘：“我有一百个女朋友！”同事杜卫东（后去了《南方周末》）接到报料后，同另一名女记者联手暗访。女记者扮装成女生，来到心理咨询处，静观那个男人的伎俩，发现和读者举报的情况差不多。他们还采访了一些受害者和知情人，以《“我有一百个女朋友”》为标题，在《南方都市报》头版头条进行了报道。在堂堂高校，发生如此丑闻！舆论哗然。大家把矛头对准校方的管理制度和部分学生的心理素质、社会经验。当地派出所也马上采取行动，将嫌疑人抓获归案。但由于该男子没有采取暴力手段，而是诱惑女生发生了性关系，不构成刑事犯罪。最后，将他送去劳动教养。而就在这件事发生不到半年，该校又爆出了研究生失踪案件。大约6点左右，车至广州××大学。实习生小杨正在门口东张西望，见到我，便迎了过来。她扎着辫子，绿色上衣，背着一个小背包。她8月份到报社实习，准备10月离开报社，回南昌找工作。而与她同行的小林子则准备考研。在我们这种单位，新闻、中文实习生来来往往，年年不断。他们一般是大三、大四的本科生，间或也有研究生。从1997年开始，几届中大中文、哲学、历史、人类学的本科生，都有跟我和同事们实习过的。一声声的“老师”，让我们这些毛头小子受宠若惊，提前享受到了“硕导”、“博导”的待遇。在校园内，我和小杨疾步行走。学校不是很大，但由于以前来得少，不是太熟悉。找了好久，才找到研究生楼。“咚咚”，我敲响了门，然后侧耳倾听。里面传来脚步声，随后门“嘎吱”开了，一个小脑袋探了出来，“请问你们找谁？”一个20多岁的女生疑惑地望着我们问。“王秋莲是这个宿舍吗？”“是的”，她点点头，“不过……”她欲言又止。“我是《南方都市报》的记者，想了解一下她失踪的情况，并通过报道寻找她。”我说明身份和来意。“哦”，她轻声应道，把我们迎进去。宿舍大约8—10平方米，有2张床。“王秋莲是那张床”，她指着对面的床说道。她叫小霞，湘西人，青春美丽，谈吐不俗，从她身上仿佛能看到《边城》中翠翠的影子。通过交谈，我们知道了事件的来龙去脉。王秋莲是江西南康人，身高1米５。她父母都是农民，家境贫寒，向来学习刻苦，在赣南师范学院政教系本科毕业后，今年直接考取了广州××校教育系的硕士研究生。王秋莲在入学时向别人借了500元钱才交齐押金、书籍费、卫生费、保险金等，身上的钱所剩无几。由于该校研究生每个月有259元的补助，节省一点勉强可以维持生活。她性格内向，比较单纯，社会经验少。到学校后，她仅出过3次校门。9月16日是中秋节，当天下午，王秋莲和同学去广州越秀公园玩，至深夜才归。由于没休息好，9月17日上午10点，王秋莲在上自习期间觉得很疲乏，便回宿舍睡觉。中午11时30分左右，经济所的一名女研究生在校内碰到王秋莲，见她拿着一个布袋子出去。她们随即寒暄了几句。“我去石牌岗顶买点东西。”下午是政治课，王秋莲是一个很规矩、学习认真的学生，按理说是不会逃课的。但同学们在课堂上始终不见她瘦小的身影。到了夜晚10点，她仍然未归。同室的小霞觉得异常，即向学校反映。校方顿感非同小可，迅速组织人力调查、寻找，但一无所获。学校方面即向石牌派出所报案，又在《南方日报》中缝上刊登了寻人启事。警方展开侦查，王秋莲曾有几个老乡在广州当民工。她失踪后，学校根据她写在纸上的通讯录找到民工住的地方，经过了解，有疑点的两个民工在中秋节前已经回江西。这就排除了他们作案的可能性。就在山穷水尽的时候，9月25日，有人打电话到学校，说在广汕路上发现一位患有精神病的裸身女性，有点像王秋莲。学校马上带人一起赶到广汕公路。但经仔细辨认，该疯女不是王秋莲。在找不到王秋莲的情况下，千里迢迢从江西赶来广州的王秋莲的父亲，于27日悲痛离去。他走前，只提了一个希望：继续寻找王秋莲。采访完时，已经夜晚9点多，而老师、校方还没联系。第二天，我果真在《南方日报》的中缝找到了寻人启事。我又采访了一些学校师生，掌握了比较详细的情况。该校师生认为社会治安差，是导致王秋莲失踪的主要原因。石牌是广州的一个城中村，外来人员很多，鱼龙混杂。而村里的治安队员素质极其低下，经常骚扰、欺压外来人员。其次，王秋莲缺乏社会经验，可能也是重要原因。应届学生包括研究生大多涉世未深，容易轻信他人。尤其是女生，常成为犯罪分子侵害的目标，遭致种种厄运。一些学校一旦发生这类案件，第一件事不是报案，而是赶紧隐瞒真相，封锁消息，通知相关人员不得接受记者采访。“家丑不可外扬”，这种惯性思维几千年来一直在延续。一些人就是把单位、集体看做自己的“家”。表面上赋予了温情脉脉的面纱，实则是为了更加确保自己“家长”地位。在“家”中，除了“家长”外，其他个体的生死荣辱都是不重要的，“家长”宁愿让“家人”痛苦地、默默地死去，也不愿让“邻居”知道任何不利自己的“形象”的事情。1997年9月29日，《南方都市报》在第3版广州新闻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我采写的稿件：《风华正茂斯人何往女研究生神秘失踪》。在文章的结尾，我没有忘记写下：“此事进展如何，本报将予以追踪。”夜晚，我打电话到小霞宿舍。她似乎颇有怨气：“你们这次报道的目的是什么？是想寻人还是其他？”原来，文章见报后，有关人员找了她，怪她不该接受记者采访。第二天，省公安厅几名干警来到报社说，案件不要再报了，怕引起高校不安。有关部门也打电话到报社，问及此事，称影响“社会稳定”。报道就这样终结了。“稳定”压倒了一切，“稳定”成为最好的籍口，多少新闻事件就这么被“稳定”掉了，而罪恶依然发生，社会依然不稳定。直到如今，我也没听到王秋莲的消息。一位风华正茂的女研究生，还没来得及品味青春的欢乐，就不知所踪。除了我那篇报道，广州悄无声息。而几年后的北大昌平，一位入学几个月的本科女生被歹徒奸杀。北大也奉行惯性思维，想封锁消息，成百上千的学生自发前往校长办公楼请愿。最终消息无法遮蔽，媒体披露，举国震惊，民众愤怒，国家领导关注，凶手落网。权利要靠人争取，没有人白送给你。我对王秋莲的冷清离去，感到莫名惊恐。如果有一天，这样的灾难降临在你头上，你还能安如磐石吗？你会想起自己曾经的冷漠吗？如果你见到罪恶而不指出，那么你离罪恶还远吗？罪恶离你还远吗？夜沉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