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拦住我，我要去打卡!”?

1998年7月16日傍晚，《南方都市报》记者、湖南老乡、挚友宁佐勤来到我的住地急匆匆地说，他接到一个来自东莞的投诉电话：打工仔刘晃棋因为加班加点过多，体力不支，连续吐血两次，最后昏迷在车间里。

7月13日凌晨1时，他在东莞市人民医院不治身亡。其时，通过在《南方都市报》一年多的历练，我已成长为《南方都市报》的主力记者，发表了一些头版头条，其中不少为舆论监督报道、调查报道。

影响较大的有《贪污挪用近11亿元造成损失近4亿元中国头号金融蛀虫》、《国企蛀虫触目惊心》、《假如保险局领导动贪念》、《违章作业结局惨痛管理不严难脱其责虎门大桥

“10·8”事故有结果》、《六旬妇状告中山医科大学》、《打工妹赌掉公款45万》、《民工神秘失踪之后》、《给我学费！

给我医疗费！六龄童状告生父》、《不该出生的孩子，谁该对你负责》、《精神紧张短暂失忆狂躁不安保险业务员纵身跳楼》等。

其中，《六龄童状告生父》经过我的介入，法院依法判决孩子的父亲支付抚养费、学费，使孩子幼小的心灵得到安慰。

几个月后，这个小孩还专门写信到报社问候、感谢我；《保险业务员纵身跳楼》是一公安朋友在和我聊天时无意中说起的，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好线索，因为都市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可以通过个案剖析当代人的生存状况。

经过采编、发行、广告、行政人员的共同努力，《南方都市报》发行量逐渐上升，从创刊时的一两万发展到了数万。

尽管第一年亏损了几百万元，但影响慢慢扩大，我们的采访也相对顺利点了。

《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南方日报》等老牌报纸在都市报的冲击下，新闻操作方式有所改变，体育新闻、重大社会新闻也能上头条了。

《广州日报》更是提出

“一版要比《南方日报》更《南方日报》，后面的版要比《南方都市报》更《南方都市报》。”关于《南方都市报》的攻略，程益中后来回忆说：“南方都市报员工都知道我讲的舒肤佳香皂的故事，在这里，我还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说的是在舒肤佳香皂面世以前，全国各地各大城市都有自己的香皂品牌，每一种香皂品牌都以去污和香型作为号召，分割一个区域市场，彼此相安无事。有一天，一个叫舒肤佳的香皂出来了，以‘杀菌’作为号召，与其他香皂去污和芬芳的诉求都不一样。结果不久，舒肤佳香皂成了抢占市场份额最大的香皂品牌，一统香皂市场天下。南方都市报的发展，多多少少受到了舒肤佳案例的启示。

“我还对许多准备前往广州某报取经的、或者已经从广州某报取经回来的内地同人，用讲笑话的方式介绍过程益中版的广州某报成功经验。我说从前本地只有三家卖肉的屠户，一家南方，一家羊城，一家广州；本地人一般都在早晨8点钟之前上街买肉；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本地的三个屠户中，只有广州一个屠户开的肉档能够在早晨8点钟之前把肉上摊——广州某报成功经验就在这里。北京地区一些报纸的成功，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毫无价值的，毫无意义的，就像三个屠户的故事所讲的一样。

“在南方都市报创办之前，全国所有的四开报纸无不以新民晚报作为照办照抄的模式。在南方都市报创办之初，也有人教育我们说，去向人家新民晚报学习学习吧。南方都市报的回答是：假如现在有人用枪顶着我的后背说，要么学习新民晚报，要么去死。我的回答是：让我去死吧。全国已经有400多家新民晚报了，再多一家叫《南方都市报》的新民某报有什么意义！说真的，新民晚报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那么多渺小的报纸在衬托它。”程益中认为，南方都市报的成功，就是反抗了人类创造力的惰性，就是反抗了时间和空间对人类的束缚，对创造力的可能性不断地进行探索，对智慧不断地进行挖掘。

有一位很有名的内地都市报老总曾经半开玩笑半严肃认真地问程益中：“全国所有的都市报和绝大部分日报都去我们那里取经学习，惟独你们南方都市报没去，为什么？”程益中也是半开玩笑半严肃认真地回答：“我们不是不去你们报社学习，我们是不去所有的报社学习。不过总有一天所有的报社都会来我们这里学习。”事实证明，《南方都市报》没有说过一句笑话。

报社在成长，记者也在成长。在回归现场、重新展示事件的同时，我开始进行一些思索，发表相关述评，使报道渐渐有了深度。

“所谓深度报道就是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之中”，美国哈钦斯委员会在《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报告中对深度报道如此定义。

群雄并起、艰苦鏖战之余，由于机缘、关系、功绩等多方因素，人的位置开始出现分化。

有聘用的同事调进了报社，有业绩差不多的同事升了职，但我的编制问题没有排上议事日程。

心有不平，便寻找着新的契机。1997年底，《羊城晚报》社面向全国打出招聘广告。

仅有自考大专学历的我，凭着较为丰富的实战经验在上千人的招考中脱颖而出，成为20多名入围者之一。

这些入围者大都去了《羊城晚报》新办的《新快报》，只有我进入了晚报本报当了记者。

在晚报，通过

“魔鬼式”的训练，我的新闻实战能力有了提高，每个月发稿近30篇，这个数字在晚报是相当高的。

由于版面定位的限制，大多数稿件要贴近市民，只能写街头巷尾的事，这对写惯了

“杀人放火坑蒙拐骗贪污受贿”稿件的我倒是一个考验。不过这不要紧，到哪座山唱哪首歌。

我开始转型，短短3个月，陆续发表了《大趋势：“人事科”设在单位外》、《昔日叫洋火如今卖出洋一根火柴枝多少沧桑事》、《汽车美容店，路边写春秋》、《国家定下

“标准价”实际执法

“协商价”律师收费有谱没谱？》、《护工离开片刻病人突然死亡家属责怪医院双方对簿公堂关伯过世，医院要赔偿吗？

》、《私营企业到外企

“猎”人》、《换活法脱掉

“大盖帽”为

“下海”穿起律师服》、《硕士博士争上中学讲坛》、《免费公证无人问津》、《华南虎满门添丁》、《白衣天使大学来护士知识结构悄悄变》、《文武都要硬警察不好当》、《广州

“高参”匮乏》、《军官转业进羊城》、《汽车技师驶入金光大道》等头条和重要稿件。

除了在

“今日广州”版发稿外，我还向要闻部发了不少

“外稿”：《执法，引来一场打斗》披露了市容卫生人员违法执法殴打建筑民工的行为；在采写《一只手就想要20万？

你的命也不值20万！》时，我被采石场老板骑着摩托车追上围堵威胁，广东卫星广播展开了专题讨论，一些电视台也介入进来。

嚣张一时的老板在新闻舆论及劳动部门的监督下，低下了头，重新对打工仔进行医治、赔偿；在采写《

“飞来”垃圾引起争拗》时，我和韩国老板面对面，并毫不客气地质问，使受伤打工妹获得赔偿。

以上不少报道属于劳资纠纷案，这种案例在原始积累的广东特别集中。

作为从打工阶层走出来的我，自然更为关注打工群体的生存现状，也希冀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因此，当听到宁佐勤关于刘晃棋之死的讲述后，我意识到非同寻常。刘晃棋和刘任轩都是湖南民工，前者死于投资商的残酷剥削中，后者死于治安队员的枪口下。

他们的死法表面上不一样，但其实都是社会制度的牺牲品。为什么会死，是因为他们的弱势地位。

投资商和治安队员表面上也不一样，但其实他们都属于强势群体，前者有钱，后者有权，都是既得利益者。

次日一早，两辆出租车驶上高速公路，朝着东莞方向疾驰而去。两辆车内分别坐着《南方都市报》的宁佐勤、南岛、石野，《羊城晚报》的我以及《广东劳动报》的刘靓等数名新闻记者。

在一间简陋的餐厅，6名已因此事件而罢工的×××毛织厂员工怀着激愤的心情向我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该毛织厂是一家港资企业，工人们在这里很难享受到《劳动法》所规定的每日工作8小时的权利和自由，因为加班加点是厂里的

“家常便饭”。是年7月初，已经在毛织厂辛辛苦苦干了3个年头的刘晃棋不幸累病了，但请假休息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他只有咬紧牙关硬撑着。

7月9日，已连续加了两个通宵班的刘晃棋向厂方请1天假去看病，但只被批准半天。

10日上午，他分别在厕所及车间吐血，然后昏迷不醒。之后，他被送往大朗镇医院。

在医院里，厂里派人放下1500元钱作押金后，便走人了。因病情危重，与刘晃棋同在一间厂打工的哥哥刘景棋把他转至东莞市人民医院。

但院方表示，做手术必须先交4000无押金。这时毛织厂已拖欠了工人两个月工资，身无分文的刘景棋只好回厂去借，可是香港老板周某拒绝借钱给他。

在工友们的帮助下，钱总算凑够了，这时刘晃棋已在病床上昏迷了两天两夜。

医生对前来交押金的刘景棋说，做手术的成功率可能很渺小，家属应做好最坏的打算。

刘晃棋的病情不幸被言中。13日凌晨1时左右，这位年仅23岁的年轻人呼吸渐渐减弱，心脏渐渐停止了跳动。

在生命弥留之际，他突然惊醒，断断续续地留下最后一句话：“还有两分钟，别拦住我，我要去打卡……”刘景棋和在一旁照料的打工仔失声痛哭，他们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明天。

刘晃棋死后，心情异常悲愤的刘景棋向东莞市人民医院索要死亡原因证明书，决心跟毛织厂讨个公道。

在此之前，毛织厂已从他们兄弟俩的工资中扣走了那1500元押金。

医院方面表示，开死亡原因证明必须提交死者的身份证明及有关材料。

毛织厂再次拒绝出具身份证明及有关材料。刘景棋从医院只拿回一张写着

“消化道出血、伤寒（？）”字样的

“死亡证明”。之后，在院方的催促下，尸体很快被火化。刘景棋的父亲和弟弟也从老家赶来，他们向工厂索赔。

老板周某怕事情闹大，以《广东省企业职工假期死亡抚恤待遇暂行规定》及厂规为依据，给予死者家属一次性赔偿18970元。

他们与死者家属签订了这样一份

“收据”：现有我杨涌管理区×××毛织厂职工刘晃棋，因自发生病死亡一事，经双方协商同意补贴以下条款……总共同意负担补助费18970元……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与我区×××毛织厂无关……这份所谓的

“收据”既无劳动部门鉴证更无保险部门签名盖章，没有多少文化的刘父也看出了其中的蹊跷，便拒绝签字。

但厂方使用不正当手段诱使一直生活在乡下的刘景棋签上了名字。刘晃棋的父亲只得拿着不足2万元的现金和儿子的骨灰盒心情沉重地返回老家……听完工人们七嘴八舌的述说，我们的心里再也不能平静，一行数人直奔厂长办公室。

老板娘不冷不热地把我们请进了会议室，一名记者掏出照相机要拍照时，被老板娘叫来保安赶了出去。

约半小时后，老板周某推门进来。他一开口就说：“我对报社记者没什么好印象，反正谁想怎么去写就怎么去写。”我们强装笑颜：“这次前来仅仅是核实情况，并无它意。”交涉了约1个小时，厂长黄某也赶来了。

在我们的坚持下，他们勉强同意了接受采访。我们问刘晃棋的死因是否与厂内加班过多有关，老板周某和厂长黄某都矢口否认，认为刘晃棋是因病正常死亡。

“那在拖欠了两月工资的情况之下，为何不借钱给吐血昏迷的死者治病呢？”周某振振有辞地说：“不是我不肯借给他，而是我不能借钱给他。倘若在医院做手术发生事故，岂不是要负责任？区区4000元算得了什么！”我们再三要求他讲出

“借钱反而要负责任”的原委，周某说去年厂里也有一名患病的打工妹住院做手术，厂方借给她一笔手术费。

谁料那女工医治无效死亡，死者家属要求厂方赔偿20万元，理由是

“你不借钱给她做手术，她就不一定死”。周某说是这是前车之鉴，他以后再不敢做这类

“好心没好报”的事情了。但据我们调查，当地劳动及保险部门没有判令周赔偿20万元，周的解释不能自圆其说。

我们又问一次性赔付死者家属18970元是否合理？他们说死者家属已签了名，签了名就说明同意了，事情等于

“盖棺定论”了，所以并无什么不妥。我们还了解到，毛织厂除了拖欠工人工资、超时加班加点外，还存在着招用童工以及未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等诸多违法行为。

在并不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了采访，我们的心里感到沉甸甸的。周某是香港人。

按道理说，香港人的素质相对比较高，人本意识比较强，像这种严重的劳资纠纷、工伤工亡事故，几乎不太可能在香港发生。

为什么这些香港老板，还有台湾老板，在当地遵纪守法，一到内地就变得穷凶极恶？

我想，这应该还是制度问题。人会随制度而变的，有什么样的制度就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人。

要想维护社会繁荣稳定，仅凭个体自身的修养、内省远远不够，也极不可靠，得有强大的制度保证。

这和中国古代所说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是一样的。7月21日，我《羊城晚报》头版以《打工仔吐血而死》为题进行了简洁、客观但颇具杀伤力的报道——本报讯

“还有两分钟，别拦住我，我要去打卡！”这是一个打工仔在告别人世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本月13日凌晨1时许，在东莞市人民医院，来自湖南的23岁打工仔刘晃棋因在上班时吐血，经抢救无效死亡。

工友们说他是因长年加班累死的，厂方则说是因病正常死亡。17日，刘晃棋的工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刘在东莞市大朗镇杨涌×××毛织厂打工两年半。

该厂长年加班，上班时间从早上7时半到夜晚9时半，赶货时常加班到凌晨甚至通宵。

平常加班工资仅为每小时三角钱。今年5月10日、11日曾有过连续加班38个小时的纪录；在加班的10日夜晚，仅供应过被称之为夜宵的一包方便面，11日一直未给饭吃，又饿又累的员工直到夜晚9时半下班才吃饭。

7月1日，刘晃棋又加班到2日凌晨3时多，一回去便病了。因请假难，他仍不得不去上班。

10日上午9时，工友发现他在厕所内吐血。不到三天，他就死在医院里。

美而进毛织厂的香港老板周某由于

“对记者没好印象”，在记者的一再坚持下才勉强接受采访。他承认公司经常加班，直到现在还没签订劳动合同。

他认为刘是正常病死的。事发后，厂方依有关规定赔偿了万元。至于刘的死因目前仍是个谜。

据刘晃棋的亲属称，当时医院说要工厂出具证明才能告诉他们死亡原因，而工厂又不愿出具。

据悉，刘的亲属准备在办完死者后事之后再索赔。《南方都市报》、《广东劳动报》同时进行了报道，广东电视台、《南方工报》、《北京青年报》、香港《东方日报》等知名媒体迅速报道或转载。

刘晃棋事件成为继深圳1大火、中山伟泰罚跪事件、广州亿鑫鞋厂虐待工人等不法事件之后的又一起引起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的侵犯外来工合法权益的事件。

人们在对死者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的同时，对工厂的不法行径进行了强烈谴责。

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律师、我的好友张钊拍案而起，表示愿意尽自已的力量，无偿为死者家属提供法律援助。

7月22日，原《羊城晚报》总编、著名专栏作家微音在《下一个

“刘晃棋”是谁》的评论中尖锐指出——据昨天本版报道：东莞市大朗镇×××毛织厂，因厂主长期残酷压榨工人血汗，该厂工人刘晃棋因劳累过度，于本月13日大量咯血死亡。

据本报与广州地区传媒揭露：该厂工人每日平均劳动时间长达14个小时；赶货时经常加班到凌晨甚至通宵。

而加班工资每小时仅得3角钱。今年5月10日11日两天，曾有连续加班38个小时的纪录。

在加班的5月10日晚，厂方供应了被称之为夜宵的一包速食素面，而11日整天，工人粒饭未进。

那些又饿又累的员工，直到当晚9时30分才下班吃饭。更令人气愤的是：刘晃棋生病前两天，已连续加了两个通宵班。

7月9日，他在车间大量咯血，后在卫生间又再度咯血。刘在被送往医院前，曾多次请假而未获批准；病发后，厂方又不愿借钱给他治疗，以致延误了抢救时机。

这是发生在毛织厂的一出悲剧，而该厂工人正面临着与刘晃棋同样的悲惨遭遇。

谁是下一个刘晃棋呢？在毛织厂里，人们就活像看到了那尘封了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工人的血泪史。

在社会主义国家，能容许我们的主人翁遭受这样的践踏吗？现在有些人总怕实施《劳动法》，会把内地的外资企业主吓跑。

这样的看法不对啊！人家如果感到没钱赚就不会来设厂，既是有利可图，你赶他也不愿跑呢。

诚然，造就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来资金，这是应当的；然而，让一些企业主肆意违反《劳动法》，残酷压榨工人兄弟姐妹的血汗，这在人情和法理上，都是说不过去，也是不能允许的。

不能用牺牲工人的权益与法律的尊严，来换取那一丁点儿税收。否则，就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刘晃棋，这样，我们对得起自己的兄弟姐妹吗？

能让工人在苦海里挣所而坐视不救吗？逝者已矣，来者可追。当前的问题是，不能让死者家属单枪匹马、孤立无援地去向厂方索赔。

人们殷切地期望：当地的劳动部门要挺身而出，为刘晃棋和他的家属讨个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