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喜事和丧事(2)

在这段时间里，我充满着喜悦，无法抑制的喜悦。一次敏之跟我说：“你这个高兴劲，要小心乐极生悲。”敏之简直是个预言家，正当我感到一切都那么美好时，我的父亲病了。我父亲近60岁，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未病过。他那高大强壮的身躯、那令人惊讶的食量、那乐观豁达的性格，使病魔无法接近。但“文革”中他被长期批斗，终于让病魔乘虚而入。我父亲的年龄将要退休，本来他满可以度一个清闲安逸的晚年，他可以看到自己的几个子女在事业上的不断上进，也可以看着他所宠爱的第三代幸福地成长。每天晚上他可以在家中享受着人间乐趣。他很喜欢和我及弟弟三人一起欢饮。他举兴致勃勃地买上几斤加饭酒，将它倒在心爱的酒壶中烫热，桌上再摆上一砂锅他最喜爱的腌鲜汤……他还一定会教自己的第三代学习古文和下围棋。亲友的一些孩子在他的影响下都学会了围棋，父亲不但教会了他们，而且每教会一人都要赠送一副围棋子。这样，有的朋友到我家找我下棋，我每每拿不出一副棋子，不得已只能上商店再买一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得可怜的玻璃围棋子，配上一个很大的纸棋盘，简直不成体统。我看到不少围棋爱好者家里都珍藏着好些精致的棋盘棋子，而我这个全国冠军的家中却使用着不能再差的围棋子，造成这种哭笑不得的局面都是因为我父亲的美德。像我父亲这样的身体和性格，本来是应当长寿的，他这样的人活在世界上，是对他周围的人都有益的。可苍天对他太不公道了，他刚脱离了苦海，就遭到体内凶残的敌人——癌症的袭击。也正因为他原来的体质太好，因此病势较轻时并无觉察，等他感到不舒服时已病入膏肓。在我结婚的前些时候父亲已感到很不对劲，浑身无力，没有食欲，体重直线下降，平时走10分钟的路程现在要很艰难地走40分钟。去医院检查多次均无结果，医生认为是肠胃病。有人建议拍张消化道的照片，老百姓要拍这么张照可不容易，一般要等上两三个月。我父亲如此病重再拖上几个月还了得?于是就设法“走后门”，走后门并非正道，但当你走投无路时不走后门又奈何呢?好不容易拍了照，依然找不出症结。我和敏之的婚礼定于国庆节。父亲和弟弟一起动手把上海家中的卧室粉刷一新，给我们来沪时作为新房。父亲的体质已虚弱不堪，但还辛勤地操劳了几天。如今我回想起来还直难受。作为一个父亲，他为自己的孩子尽了一切。婚礼那天，我们在“新雅”饭店设了三桌，来的都是双方的亲属，非常简单。每一桌才30元，但比起今天的60元一桌却丰盛不少。敏之是穿着一身家常布衣来的，恐怕是这个饭店里穿得最不起眼的一个顾客了。在我们这三桌里到底谁是新娘呢?一些服务员都认不出来。父亲因病早已滴酒不沾，但这天他再度捧起酒杯，也许他是为了不使大家扫兴而故意振作精神。这是他去世前最后一次拿起酒杯。父亲一脸的病容在我的心灵里投下了不祥的阴影。这年11月在郑州举行围棋邀请赛，我因腰疼未作为选手上场，但我还是去观看了。我的腰疼是在干校劳动时造成的。跟随廖代表团访日前突然发作，不能起床，差点出不了国。从那以后不时发作，真是隐患。郑州邀请赛进行至一半时突然接到敏之来自上海的电报，说我父亲病重，让我速回。我大吃一惊，连夜返回上海。到上海才知父亲已住进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这是上海的中心医院，我父亲学校的合同医院。我去医院见到了父亲，他瘦得和以前判若两人，以前那魁梧的体躯如今成了个衣架子。可恶的病魔将一个好端端的人折磨成什么样子!医生替父亲作了全身检查，发现肩部有肿块，切片化验结果是癌症，已全身扩散。但还是查不出原发癌的部位。我经人介绍，认识了上海市中山医院肿瘤科主任汤钊猷医生，于是请他去八院会诊。汤医生的医术真神了。他看了父亲住院后的X光片等各种检查结果，并全身检查了一遍就确诊是胰腺癌，而且还说出在胰腺的什么部位。事实证明，他判断完全正确。后来，我得了输血后的急性肝炎也被他一眼看出，所以我是极信服他的。医生诊断病情和棋手解答死活题相似，水平低的棋手面对一个较深奥的死活题，花再多时间思考也往往白搭，而一位高手只需稍加思考就能答出正解。遗憾的是医务界这样的高手还太少，多少人的病就是这样被耽误了，多少人的生的希望就是这样丧失了。父亲被确诊为癌症时已属第四期，即癌症的最后阶段。敏之和我想尽办法才把父亲转到中山医院。但父亲也只是拖延时间的问题了。我们都瞒着父亲，尽量不让他知道患上了这不治之症。父亲也始终“不知”他患的是什么病——原先我们真的以为他不知道，因为他既来之，则安之，泰然处之，甚至漠然置之。是的，他从来没有问过他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后来我们才想，正因为他从来也不问，才说明他是知道自己的病的。正如他被打成“黑帮”时从来没有向我们诉苦。他得病后直至去世也从来没有向我们提过一次他的病。父亲的度量，父亲的胸怀，父亲的始终为别人着想，父亲的始终独自承担苦难……我的父亲呵!一般人胰腺癌到了这么晚期生命就维持不了多久了。而我父亲凭着他原先不寻常的体质以及他至今不寻常的达观，他那生命的火花尽管那么微弱，但却久久不曾熄灭。他那顽强的生命力使医务人员也感到惊讶。转眼又过了半年，父亲的生命火花更微弱了。我因比赛和集训等任务不能常留在父亲身旁，姐姐就一直请假在上海。一次我从外地刚回上海，马上赶往医院探望父亲。父亲病得非常重，根本不可能坐起来，只有两条手臂还能无力地活动。他一看到我就淌下眼泪，恐怕是太想我的缘故。他让我扶他靠在床上。父亲瘦成那样，我又自以为力气不弱，谁知扶父亲是那么的费劲，因为父亲自己已使不上一点劲了。我心里好难受呵!父亲因肿瘤引起肠梗阻已动过手术了。医生打开腹部切除肿瘤时当机立断地切断了父亲的神经。如此虽对身体机能的调节有影响，但大大减少了病人的痛苦。我父亲因而直至临终都未感到疼痛，不然受的折磨要可怕得多。我不由想到医务界中对那些无药可救的垂死病人的“人道主义”，即只要能使病人多活一天，就要千方百计达到目的。殊不知这样做只能延长病人的痛苦。而且这些药物、人力何不用在可以救活的人身上呢?其实，只要病人及其家属愿意，为了解除病人的痛苦，采取适当的措施让病人安息，或者叫安乐死，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才真正的符合人道主义。父亲见到我时心情很坦然。他让我打开床边一盒酒心巧克力，这是12个做成酒瓶状的巧克力，每个“酒瓶”中装着一种不同的名酒。我把装茅台酒的给了父亲，自己拿起装着西凤酒的。我俩好久没有对饮了，父亲特意留着这盒巧克力跟我作最后一次对饮。我们举起“酒杯”，一饮而尽。这最后一次干杯更加深了我们的父子情趣，也是父亲对我的最后一次祝愿。父亲对我从小就充满着期望，总希望我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他对我说：“你很快就要去四川参加全国赛了，我相信你能打好这一次比赛，我在上海等着听你的好消息。全国赛后你还要迎战日本围棋队，你又将在上海比赛了。那时我肯定已出院，等你比赛打好后我们再好好聊聊。”其实父亲清楚自己快不行了，但他不愿让我悲伤，更不愿因此而影响我的比赛成绩，才故意这么说的。他何尝不知道这次与我分别就是永别，他又何尝不愿拉着儿子再好好看一看、再多说几句永别前的遗言。以前我每次和父亲小别时，他尽管叮嘱了很多，但还总是不放心地再三这么说：“还有什么重要的话没有说?”如今我们要永别了，而父亲却那么坦然、那么果断。他能这样做需要多大的毅力呵!7月在成都举行全国围棋锦标赛。自1966年的全国赛之后已停顿了整整八年。多么漫长的8年!临行前敏之问我：“你这次比赛有信心吗?”“我一定还会得到冠军。”每次赛前我都抱着必胜的信念，没有这一条要取得好成绩怎能想象?这次比赛比起1966年的全国赛要艰苦不少。主要是年轻棋手有了显著提高，如黄德勋、华以刚、邱鑫和曹志林等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聂卫平的成长已对我构成威胁。此外，我已是30多岁的人了，“文革”前才20左右，那时年轻气盛，比赛再辛苦也能较快地得到恢复。如今30多岁虽说是壮年，但毕竟与小伙子不能同日而语，要在短期内赛完20盘，每一盘棋又要紧张地熬过**个小时，精力和体力已感不支。尤其干校劳动给我带来了腰部顽疾，坐的时间稍长就痛得难以支撑。比赛时经常得用拳头顶着腰部，以加强腰部的支撑力。一场比赛下来每每顶得腰部一片紫红。比赛本应全神贯注，如今我却老得分心去顶腰，真是有苦难言!我不会忘记成都的围棋爱好者中有一位姓阙的大夫，他主动提出给我按摩治疗，帮助我解除病痛。每当我比赛后他就不遗余力地把我僵硬的肌肉放松。8月的成都炎热异常，坐着不动也相当难熬，何况使劲按摩。阙大夫为了我经常大汗淋漓、浑身湿透，真使我过意不去。我只要有可能就和他下上一盘，以此作为报答。围棋爱好者中热心人非常之多，这里无法一一列举。直到如今，只要某人跟我说他会下围棋，我就自然地感到和他的关系亲近了一些。我想围棋如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开展，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融洽不少，从而对促进世界和平也会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