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喜事和丧事(1)

我作为廖承志代表团的一员访问日本受到了全国围棋界的关注。回国以后每天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信件，寄信人十有**是素不相识的。这样的情况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广大围棋爱好者和体育工作者对祖国围棋事业的关心、希望和热情更加强了我对围棋事业的责任感。收到的信太多，无法一一复函。在众多的来函中免不了有些趣事，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位青年找爸爸找到了我身上。这位青年是四川人，他的父亲早已失踪，失踪的父亲恰好姓名与我相同。当这位青年从报上看到我的名字后，可能是思父心切的缘故，认为只要叫陈祖德的就必然是他父亲，于是迫不及待地给我来了信。我实在不忍心让这位青年失望，但我只能写信告诉这位28岁的青年——我只比他大1岁。我对日本的访问也触动了日本围棋界，他们决定于7月份派一个围棋代表团来我国访问比赛。在7月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围棋集训队决定兵分两路到全国巡回表演，以推动各地的围棋活动。一路往西，沿途经过郑州、成都、重庆、武汉和广州；另一路往东，路线是合肥、芜湖、南京、杭州和上海。我和几位棋手走东路。我们一路上不但和当地的棋手进行交流，而且每到一地都进行公开表演，每次表演都吸引了很多观众。即使是芜湖这样的城市，表演场地也挤得水泄不通，实在出人意料。在芜湖表演前，市委书记请我们吃饭，那天晚上是我和黄良玉表演。良玉一喝酒就上脸，两杯酒下肚，就成了不用化装的关公。当我们走进赛场时，我听到有的观众说黄良玉：“他酒喝得这么多还来表演。”不过我看那天的观众也都醉了——陶醉于我们这场围棋赛了。每次表演时都有一位棋手为观众进行讲解，我们东路的讲棋主要由曹志林担任。小曹只要一开始讲棋，全身的细胞就都活动起来，全部的灵气都焕发出来了。他的思维随着意识的流动时时闪出奇想，他的讲话随着灵感的闪现常常妙语连珠。不要说棋迷们听了为之倾倒，就是几乎不懂棋的听了也会笑口常开。曹志林的讲棋一路博得喝彩，可到了巡回的终点站上海却遇到了麻烦。上海的围棋基础较好，不少爱好者正因为有了一定的棋艺水平，所以就墨守着一些陈规。当他们头一回看到围棋表演居然有人讲解就不以为然，可能是认为小看了他们的水平或干扰了他们的思路。小曹没讲上几分钟下边就递上纸条，要他别讲。纸条接二连三递了上来，小曹为难了，来到我的身边轻声地问：“怎么办?”我正在下棋，无法多考虑，只能说：“再讲下去看看情况。”小曹壮起了胆子继续讲棋，但他看到的是条子越递越多，而且还有人高声抗议，小曹简直觉得没法下台了。可是那些不抱偏见的围棋爱好者已经感到讲棋能提高他们的理解水平，能活跃他们的思路，于是要求继续讲棋的纸条和呼声也随之而来。两种呼声此起彼伏，可怜的小曹简直像在发表竞选演说，听众分成了支持和反对两大派。好在支持讲棋的压倒了反对派。小曹终于坚持讲到最后。从此上海的围棋爱好者便接受了、习惯了、爱上了这一新事物。今天如果在围棋表演赛时没人讲棋，上海的观众又该递条子，又该提抗议了。那天还有些趣事。对局结束后小曹让我谈一些感想。在我讲话时小曹有时故意提出些问题，这些问题有助于启发爱好者的思考。谁知竟有自命不凡者气势汹汹地走到台前指着小曹说：“你这臭棋在这儿瞎说什么?!让陈祖德一人讲!”这种围棋爱好者为什么不爱护我们的小曹、不爱护每一个围棋手呢?表演结束后，我刚要离开表演场地，忽然被一位爱好者一把拉住：“祖德同志，你在1962年10月号的《围棋》月刊上评的对菊池康郎的一局棋说白24手是妙手，我看不对。”“噢，你认为怎样呢?”这位爱好者就说出一大套他的“高见”。我很叹服他的膨胀的自信心。这样有特色的围棋爱好者也只有在上海才能遇着。然而话又要说回来，我们需要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围棋爱好者。对我来说，任何围棋爱好者都欢迎。他们都有最重要的一个共同点，即对围棋的爱好，有这一条就够了。围棋爱好者是围棋事业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当然越庞大越好。1973年的巡回表演非常成功。围棋事业被视作“四旧”撤销了数年后终于恢复了名誉，这次巡回表演是趁热打铁，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的围棋活动。巡回表演结束马上赶到北京迎战日本队。这次日方的阵容非同小可，在8名棋手中有6名职业棋手，其中坂田荣男九段、本田邦久九段、石井邦生八段和加藤正夫七段均是日本第一流的高手。两位业余棋手是菊池康郎和西村修，他俩是业余围棋界的超级棋手。我方迎战的阵容以吴淞笙、王汝南、罗建文和我为主力，有人说这是中国的“四大金刚”。较年轻的棋手如华以刚、黄德勋和聂卫平等人棋艺都有长进，但其声望和经验稍逊于上述几位。这次在北京赛3场，郑州和上海各赛两场。北京的3场成绩不佳，“四大金刚”全军覆没。亏得黄德勋等个别人争气，才免吃大鸭蛋。北京的第一场我的对手是坂田九段。坂田来我国前说：“1960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和16岁的陈祖德对局，事过13年能再和他对局非常愉快。”我也是和他同样的心情。1960年我惨败的那局是难忘的，这一次我决意和他好好斗一斗。但我终究停顿了7年，这是很不利的一个因素。这次交锋坂田九段显然比1960年谨慎，不过他有时还要站起来观看其他几局比赛。中盘时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没逮住，很可惜。最后我的黑棋还不出子，以二子之差败北。坂田九段胜了这一局之后以破竹之势一一击败对手，且一盘比一盘下得快，其威势慑住了大部分中国棋手，不少棋手甚至不敢借此机会向坂田九段学习一局。其实坂田九段每赛一场其轻敌情绪就增加一成，这就使得我方棋手取胜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在上海的最后一场比赛沈果孙奋勇接战，他执白对付这位强大的对手，似乎取胜无望，可是出人意料，沈果孙痛快地取得了胜利。这看来很偶然，但其中包含着必然。坂田九段输了之后对沈说：“这是你毕生的杰作。”说实在的，执白棋能胜坂田九段的确战绩辉煌，值得自豪，但这句话出自坂田九段之口又很有意思了。我在北京连输了3场，到郑州接着上第四场。要不是我以往的成绩和自己不服输的劲头，连失3城无疑失去了再上场的资格。第四场我的对手是关西棋院的太田正藏六段，我拿下了这局之后风势突变，之后又接连胜了石井邦生八段、加藤正夫七段和菊池康郎。我跟菊池这一战是整个比赛的最后一场，本来这一场我想再跟坂田九段下一局，谁知菊池下了6局竟未败1局。如果让一位业余棋手在我国保持不败实在不太体面，于是决定让我在最后一场迎战菊池。我以前虽曾胜过菊池，但这一战是势在必夺，压力不小。在我和菊池的对弈过程中，日本棋手也很关心，有几位棋手不时离开自己的战场来观看我们的局势。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何对这一局如此关心，可能有这样因素：日方的职业棋手基本上都输过了，如果一位业余棋手保持不败而归，职业棋手未免不大光彩。我在三连败后虽然能四连胜，令我感到振奋。如果我第四场还是输了那该怎么办?这种可能当然存在。我在每次比赛结束后经常会回想比赛中的凶险情况，想起来真令人后怕。但是作为一个围棋手在比赛中能考虑这么多吗?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只能勇往直前。这跟战士一样，当他迎着呼啸而来的弹雨冲锋时，即使他看到周围的战友不断倒了下去，即使他明白再前进是九死一生，但是除了前进他能想到其他吗?这次中日围棋赛，我国棋手的成绩不理想，14胜40负2和，比分较悬殊。其实也不足为奇，一来我国的围棋运动停顿了多年；二来这次日本的阵容很强，实在不易对付。然而令人高兴的是通过这次比赛能够看到围棋在我国仍有所发展。我们每到一地都进行大棋盘讲解，各地的爱好者踊跃观看。“文革”是一场浩劫，从个人到国家，无不蒙受损失，围棋也不例外。但“文革”期间社会上产生了大量的逍遥派，这些逍遥派使围棋爱好者的队伍大大地扩大了。尽管国家不提倡了，公园和茶室等公共场所也挂上了禁止下棋的牌子，但围棋仍在进一步普及。事实证明，那些有强大生命力和艺术魅力的事物是任何人也扼杀不了的。1973年的短短半年多时间真够繁忙的，围棋集训的恢复，随廖代表团访日，巡回表演直至中日比赛，忙得不亦乐乎。中日比赛后，我终于喘了口气。我已29岁了，应该有个家了。我和敏之谈了我的想法，就像打乒乓球似的一下把球发了出去。敏之是从不娇揉作态的。她也像削回一个球似的一下就同意了。我乐极了。也就是在这年春天，父亲得到了平反。他被批斗了多年，连工资也没有。个人的苦难不用说，整个家庭的生活也受到很大影响。这几年中，我有些积蓄全数给了父母亲，那是微不足道的。我从来同意父亲的观点：钱是最不值钱的。但如今要办婚事我还是两袖清风可怎么办?虽然敏之丝毫不世俗，从不过问我的经济状况。她选择对象的时候绝不包含经济因素。但我一贫如洗，真觉得对她不起。也算是我有福分，我父亲平反后，他的工资一补发，就给了我在当时看来相当可观的一笔钱。我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事后我把这一切告诉了敏之，她表情平平，几乎没有什么反应。我愈发觉得她的可爱。我到市场上买了些必需的家具，这些制作粗糙的家具在今天看来很多人会认为太土气，应该更新换代了。而在我俩的眼中，还有比这更好的吗?我们兴致勃勃地搭起了我们小小的金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