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廖承志代表团(3)

在东京紧接着又进行第三场比赛，我的对手是业余棋手菊池康郎。菊池是我的老朋友了，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强劲的对手。比赛那天，业余棋界的老前辈安永一先生和另几位业余高手均聚集在赛场。赛前安永和菊池等人再三提出要我让先和菊池比赛，我做梦也不曾想到他们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实在把我估计得太高了。我想自己即使比菊池强一些也是微乎其微的，岂能让先，虽然他们再三提出，但我持坚决态度，因此还是分先比赛。这局棋我虽然赢了，但也历尽辛苦。可能是太疲劳的缘故，代表团到达名古屋时我感到浑身不对劲。好在与我住同一房的是位大夫，他是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内科副主任，叫陈木森。陈大夫给我作了检查，量了体温——39度，马上给我打针服药，总算控制了病势。名古屋设有日本棋院的分部。我们刚抵达名古屋，岛村俊宏九段、岩田达明九段等就来到我们下榻的旅馆。他们恳切地希望我能在名古屋和他们的棋士交流一局，我也何尝不想学上一盘，但身体太不争气，代表团的同志再三婉言谢绝。岛村和岩田显得很失望，我也感到过意不去。我知道他们想安排一局棋的目的绝非单纯为了输赢，主要是为了友好，为了表示对廖代表团的欢迎。岛村和岩田两位九段都作为日本围棋代表团的团长访问过我国，他俩不但具有高超的棋艺，而且为人正派、诚恳、热情，实为优秀棋士之典范。他们虽然失望而归，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真挚的情意久久地激动着我。按原计划，自名古屋开始廖代表团将兵分几路访问。代表团的团部，即团长廖公及部分成员在大阪等地活动，其余的人兵分三路到各地访问。有一路往北海道，还有一路南下冲绳岛。我心中很想去冲绳岛，因为这个吸引人的美丽岛屿我们围棋代表团是很少有机会去的。可惜我病体缠身，只能随团部活动。路走少了，棋可下多了。日本围棋界都希望和我多下几盘，我作为棋手当然也有此愿望。只是身体异常虚弱，这对一个棋手来说是最大的不幸。当比赛需要你付出大量体力和精力时你却力不从心，当你在对局中下出一些本来不应该下的坏棋以至把一些不该下输的棋下输，其懊恼和痛苦谁能理解和同情?只能自认晦气。我自大阪开始进行了多场比赛，一局接一局失利，心中说不出的难受。有几局棋输得太冤枉，最突出的是和石田芳夫的一局，那天中午封盘时形势难分难解，可下午我很快取得优势，其优势之大简直令自己都怀疑。可惜在关键时刻我松了劲，莫名其妙地被石田翻了盘。石田是日本的“本因坊”，代表着当时日本围棋界的最高水平。本来我败在他手下不足为奇，但从这盘的内容来看却很奇怪了。整个廖代表团，除我一人都是轻松愉快的访问。到处是笑脸、鲜花和礼物，而我则老是在赛场上角斗。自大阪开始我一直被失败的妖魔纠缠不休。代表团中有人跟我说：“你就别再下了。”但是，一个真正的棋手哪有打退堂鼓的?棋手可以不要命，但就是要赢，要胜利!我从大阪开始连输了5局，惨不可言。尽管如此，我的信心却比刚抵东京时增强了。起初我因7年没比赛心中很不踏实。通过这些对局我感到自己并没倒退，即使跟日本最强棋手对局，虽然水平有所不及，但也并非不能抗争。我虽然停顿了7年，但我还能奋起直追。访日的最后一场比赛的对手是吴清源，这是我渴望已久的对局，也是我多时的梦想。1964年我曾到他家和他会了一次面，但那次没能讨教一盘，终觉遗憾。9年之后的今天终于如愿以偿。5月15日下午，我们驱车前往进行比赛的住友会馆。日方的保安措施太周到了，我一个人外出要动用几辆警车共10多名武装警察跟随着。人是10倍地安全了，但我心里十倍地不安。住友会馆的赛场相当豪华。对局的虽然只有我和吴清源两人，但众多的观战者、工作人员、记者以及保卫人员，使宽敞的比赛大厅并不冷清。吴先生已先到了。他的头发在9年前还是黑黑的，那时的他举止洒脱、神采飘逸，如今头发却已是白方占了优势，背也有些驼了，岁月不饶人呵!相比之下，我是正当人生最好的年华。此时我已不是以前那种瘦弱的书生，而是体格壮健的男子汉。从生命这个角度来说，我是旭日高升，而吴先生则是夕阳西下。但吴先生在我这个年龄时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已是世界棋坛的巨匠。三十而立，吴先生在他的青年时代做到了他所能做的而别人所达不到的。可我呢?我没能做到我本来可能做到的，我没能达到我本来可能达到的。从这点来说，吴先生的过去是灿烂的，吴先生的现在是坚实的，那么我呢?我和吴先生都为这次见面而高兴。吴先生还是用那一口老北京话跟我侃侃而谈，他拿出几本新出版的自己的著作赠送给我，我也还赠了礼物。此时我不禁想起顾水如先生，他如在场看到自己的两个爱弟子(日本人称自己钟爱的弟子为爱弟子)亲切交谈不定多高兴呢!与吴先生的对局经过在这里不叙述了。我虽然获胜，但与吴先生对局的输赢是次要的。吴先生已不是全盛时代的吴先生了。如果在10年前我胜了他，那末情况就不同了。如今由于年龄和健康等诸种因素，吴先生的棋力已有所衰退。但不管怎样，能与这位艺术巨匠手谈一局是非常幸运的。我想今后有这种机会的人越来越少了。直至如今，在我的心目中，吴清源先生在围棋史上是才华最卓越的一人，也是对围棋艺术贡献最大的一位艺术大师。对局结束时，代表团的赵正洪和孙平化两位同志也来了。我们和西园寺公一先生等共进了晚餐。我们谈到希望吴先生回祖国看看，吴先生也表示有此愿望，并说待他健康好些和夫人一起来中国。我想任何一个从祖国出去的中国人都会有回国看看的愿望。遗憾的是10多年过去了，吴先生还未回来过，不过我总是期待着那么一天。访问快结束了。这次访问作为一个围棋手的我来说是相当成功的，因为这意味着中日两国围棋交流的恢复。日本围棋界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安排了9场有意义的对局，我深深地感谢他们!日本的杂志上说我成了围棋大使，这是个令人愉快的称号。作为整个廖代表团，成绩就更大了。这次访问掀起了中日友好的新**，代表团每到一地，都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两国人民的情谊是那么的至诚至深，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共同愿望是那么强烈感人!日方的各党派、各团体竞相安排欢迎活动，代表团收到的礼品简直成灾，使几位礼宾人员忙得不可开交。我收到的礼品大多是棋书及棋盘棋子，有不少棋书我不知是哪位朋友赠送的，因此也无法表示谢意。在一大堆的围棋书籍中有三部同样的《历史围棋名人打棋大集》，这恐怕是最有价值的一部书。其中有一部是安永一先生赠送的，他为了买这部书跑了好几家书店，实在令我感动!我就把安永先生赠送的这一部书留在家中珍藏起来，其余所有书籍和器材均交给了我们的围棋协会。这些书籍和器材对我国围棋水平的提高和围棋事业的开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廖代表团返回北京后即解散，大家各奔东西。后来我较少和这些相处了一个多月的朋友们重逢，偶尔见面，彼此十分喜悦，而且总使我回忆起那次有意义的访问。如今，代表团中“四人帮”的红人已得到应有的下场。有几位可敬的老人已先后和我们永别了。特别是廖承志同志，他的去世是我们祖国的一大损失，廖公为人慈祥，幽默，可敬，可亲。他一点架子都没有，见到我总是笑眯眯的，说说话就往我身上捅一拳。这一拳总是捅得我心里暖烘烘的。他从小在日本，不但能讲一口流利的日本话，而且爱吃日本菜、爱睡日本的“塔塔米”、爱看日本的电视。他看电视时很入神，如果你在他身旁请他讲讲电视中的内容，他就回过头来给你做个鬼脸，然后又专注地对着电视的荧光屏。如果有人说他太胖了，他会有趣地拍拍自己的肚子，显得很得意。他非常爱吃，尽管他的健康状况需要他节食，但到了餐桌旁他就会失去控制。他的夫人经普椿同志是位出色的生活监督，在饮食方面对廖公起着有效的约束作用。一次吃自助餐，我跟廖公说：“我替你去打一盆菜。”他说：“好呵!”我就给他端回满满的一盆，他兴味十足地将盘上的一切扫荡干净。他有这样的豪兴，我就有再端一盆的激情。我说：“我再替你去打一盆!”“好!”他回答得那么快活、那么干脆。但是，只听一声“不行!”呵，他的夫人又对他实行管制了。尽管一个是团员，一个是团长，但团长乖乖地服从了。廖公真是个好人，我们都那么爱他。廖公在当时只是中日友协会长，在政府部门中连个部长也不是，但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尊重他。他在日本受到的是最高级的国宾待遇，他所到之处，自市民至国会议员都发自内心地欢迎他。之所以这样，并非因为他的官职，也并非因为他是代表团的团长，而是因为——他是廖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