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廖承志代表团(2)

不知听到谁的声音：“看，东京!”我从机窗往下看，可不是，东京就在下边。东京多美!以往几次抵达东京都在晚上，只能欣赏其夜景。今天是阳光普照，碧空万里，东京市五彩缤纷，绚丽夺目。飞机在机场停稳了，机场上铺着一条长长的红地毯，地毯旁站着很多日本官员以及各界、各团体的负责人。在这长长的欢迎行列中我看到了几位老朋友，他们是多年从事日中友好活动的知名人士。我还看到了西园寺公一，他这次担任着廖代表团欢迎委员会运营委员长的重要职务。西园寺先生曾在中国居住过多年，因此我早就和他认识了，他还是陈老总的棋友呢。我们代表团一行除了团长等少数人坐小卧车外，其余均乘坐豪华的旅游车。这种旅游车内设置着一个个极讲究的大沙发，沙发中有大茶几，车中还安放着彩色电视机及各种冷热饮料，真是应有尽有!对于这次访问，日本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尤其在保安方面尽了很大的努力。如果代表团全体出动，全程配备3000名警察。各种警车前呼后拥，气势壮观。沿途的警察都拿着报话机，及时与前方联络。这样，代表团在行进中不会遇上红灯，在交通拥挤的东京市能畅行无阻。天空中还经常有两架直升飞机来回巡航，完全是国宾待遇。在廖公的身边始终跟随着两名保镖，每次外出他俩都紧挨在廖公左右。如果欢迎人群或记者过分靠近，他俩就会毫不留情地将这些人推开，有时他俩的动作似乎有些过分，但为了尽其责任可能也是不得已。这次代表团由于包含了各方面的代表，因此就必须分头应付各界的欢迎活动。代表团的秘书组为了全团的日程安排，每天工作至第二天凌晨，辛苦不堪。围棋界就我一人，于是我经常是独立作战。一个人去参加各种外事活动，多少有些棘手，好在都是围棋界的朋友，因此很少拘谨，倒是欢愉畅快。刚到日本时，东京的围棋界要在日本棋院举行一个欢迎会。我请国家体委的赵正洪同志一起参加，他同意了。我将此情况告诉了日本棋院，他们为此作了准备。谁知后来有一个乒乓球的欢迎活动，与这次围棋活动在时间上有了冲突。在我国的一些人看来，乒乓球无疑比围棋重要，因此赵正洪同志就改变了计划，去出席乒乓球的活动。这下可苦了我，我想日方对赵正洪出席已有了准备，我如何交代?慌乱之中我拉上了外交部的丁民同志一起去。我俩来到日本棋院的大门，接待人员一看赵正洪没来，也有些手足无措。他们在二楼的大厅中和佩带的红花上都已写好赵正洪的名字。突然的变化把这些接待人员忙坏了。数年前的日本棋院还是一幢老式的日本式房屋，如今的日本棋院已成为一座8层大厦，变化真不小!刚跨进棋院就有几位记者问我：“你看到这建筑有何感想?”“这是日本围棋事业发展的象征。”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这么回答的。日本棋院的一楼设有小吃部和小卖部。二楼有一个可容纳600人同时对局的大厅，大厅可拦开分成几个小厅。日本围棋界经常在这个大厅中举办各种类型的比赛、快棋表演以至酒会等活动。平时业余围棋爱好者可在此自由对局，也可花钱请职业棋手讨教一盘。后来的不少次中日围棋比赛以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也在这个大厅中进行。三楼和四楼是棋院的各种办事机构，自棋院负责人会见外宾的客厅直至各种书刊的编辑部，均集中在这两层。五楼和六楼是职业棋手的赛场，这两层中有大小不等的各种赛场，房内都是“塔塔米”。有几间只能安放一局棋的赛场是职业棋手进行重大比赛的特别对局室，这种对局室布置精致，格调高雅，还具有闭路电视的设备，可供棋院其他场所观看。七楼和八楼是旅馆，可供外地棋手来东京比赛时住宿。这是一个设备完善的现代化的棋院。我不禁想我们的祖国也应有这样一个棋院。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又是围棋的发源地，我们的棋院理应比日本棋院更壮观、更完善。我回想起陈老总在世时曾多次说过我国要盖一所棋院，“文革”前有位体委的负责人问陈老总是否把棋院盖起来，陈老总说：“等我们的水平提高些再盖吧。”谁知夜长梦多，时间过去近20年，这个棋院还未能成为现实。我们来到二楼大厅，只见数百人济济一堂。这其中不但有众多围棋手，还有不少政界和财界的头面人物。而与此同时的乒乓球欢迎活动才30人左右，两者无法相比。在日本，乒乓球怎能和围棋的影响相比呢?我们和日本交往为什么不更多地考虑日本的国情而要把自己的国情加在别人身上呢?我心中不免埋怨赵正洪同志，今天突然改变计划是多么不妥!不过后来又觉得此事实在不能怪赵正洪同志，换一个人恐怕也会这样。因为我们这么办事惯了，我们的一些观念已是固有的了，譬如乒乓球当然比围棋重要，至于在日本围棋远远比乒乓重要，那我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招待会一开始，首先举行追赠陈毅副总理名誉八段的仪式。日本棋院理事长有光次郎登上台宣布了这项决定。陈毅副总理的名誉八段证书的填发日期，采用中日两国联合声明发表的日期——1972年9月29日，以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我从有光次郎先生手中代替陈老总接过了名誉八段证书。我既喜又哀，喜的是陈老总虽然去世，但他不仅被中国人民也被日本人民深深地怀念。哀的是陈老总未能看到这一天，本来应当由他亲自接过这张证书的。我想到10年前日本朋友授予他名誉七段证书时他是那么的喜悦，今天他如果在场，不定有多高兴呢!我手捧这张证书，百般思绪汹涌而起，本想用日语说一句谢谢，但怎么也发不出声音……酒会上大多是我熟悉的老朋友，多年不见，自然很亲切，双方都有很多话要说。可是我只一张嘴，哪里应付得了?我只能与一些最熟悉的老朋友三言两语地打招呼。近两个小时后，酒会宣告结束。日本朋友赠送了我和丁民同志每人一个讲解围棋用的大磁石棋盘，后来这两个棋盘对我国围棋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是个棋手，棋手之间最好的交谈莫过于“手谈”。日方的欢迎委员会收到了一封又一封的要求“一定要下一盘”的信件。这绝不是单纯的为了要跟我下一盘，而是日本人民想和中国人民交流情谊的强烈表现。在我访问期间，日本围棋界和新闻单位替我安排了不少有意义的对局，对此，我是由衷的高兴。廖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进行拜访、参观等友好活动，只有我不但要参加代表团的一些重要活动，还要进行一系列激烈的比赛。旁人体会不到我的辛苦，但旁人也享受不到我的乐趣。我的第一场比赛是跟日本的著名棋手藤泽秀行九段。藤泽九段在当时还未获得“棋圣”称号，但他的棋艺早已被日本棋界所推崇。我们的比赛安排在日本式旅馆“福田家”，这家旅馆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在这里不但进行过不少次日本的重大棋赛，而且以前我访问日本时也曾在此住宿。对局在下午开始，观战者中有西园寺公一先生。他身为欢迎廖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但只要有可能，总是来观看我的比赛。我在日本共赛了9场，他居然观看了8场，只有一次因实在脱不开身没来。我虽然知道西园寺先生爱好围棋，但兴味如此之浓还是令我惊讶。这天做记录的是女棋手小林千寿四段，她在不久之后即获得日本女子本因坊称号。我对藤泽九段是执黑先走。说实在的，对局前我心中不太踏实，7年未下棋了，免不了生疏些。但开局后不久，我的自信恢复了，我从不是悲观论者，何况这局棋我发挥得不错，前半盘我占了优势。藤泽九段不愧是高手，处下风而不乱，冷静地等待时机。而我毕竟多年未下棋，最后有几手不当，终于以半子惜败。这一局棋意味着中日两国围棋交流的恢复，因此意义不小。日方很重视，《读卖新闻》用整版作了报道。第二场比赛的对手是加藤正夫。加藤在1962年时访问我国，那时虽只四段，但锋芒已显露。如今虽是七段，但其实力和九段不相上下。他和石田芳夫一起成为日本新一代棋手的代表。加藤的棋风和我一样都是力战型，日本棋界给了他一个外号叫做“刽子手”，这足以说明他凶狠的棋风。日本的职业高手和他对局，如稍一不慎就可能“大龙”被擒。我和加藤一交手就杀得火星迸发，硝烟滚滚，最后我好不容易以一子半获胜。局后大竹英雄九段问我：“陈先生，你的棋为何这么好杀?”我回答说：“我讨厌收官。”加藤听了微笑着说：“我和你一样，也不喜欢收官。”后来我们一起用晚餐，在座的除了加藤和大竹外，还有石田芳夫和女棋手木谷礼子等年轻棋手。大家年龄相仿，不乏共同语言。木谷礼子再三请我和他们一起玩棒球，我也想和他们热闹一番，无奈代表团活动安排太紧，难以有此机会。我身旁还坐着一位胖胖的老人，我以为他是日本棋院的代表，当时只顾和年轻棋手欢谈，也没在意。不知谁说：“今天宇都宫德马先生观看你们的对局，他很感兴趣。”我早就听说宇都宫德马先生的大名，但我对局时聚精会神，目不斜视，哪有心思留意旁观者。我说了句：“宇都宫先生也来了?可惜我没见到他。”有人笑着说：“他不就在你的身旁。”我这才恍然大悟。宇都宫先生头上已布满银丝，神情很慈祥。他在自民党中是独自一派，有较高的声望。后来他请廖代表团到他家中作客，在硕大的花园中搭上很多彩色帐篷，还请了不少厨师烹调出很多美味可口的佳肴。宇都宫先生还特意把我带到他的住房，拿出他心爱的棋子棋盘给我欣赏。爱好围棋的人对于棋手总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