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失败还是胜利(1)

全运会!作为一个运动员，全运会这三个字有着怎样的吸引力呵!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之前我参加了围棋集训。那时我非常向往能参加体育界的这一盛会，但我没有资格。岂止没有资格，我简直不敢流露出我内心的这种向往之情。过了6年，在第二届全运会前我的棋艺水平明显上升了。我想我有资格参加全运会了。可那次全运会的比赛项目中没有棋类，真是不幸。更不幸的是“文革”开始了，天下大乱，全运会一拖再拖，直至1975年才决定举办第三届全运会。过了整整16个年头，我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众所周知，全运会是4年一届，如果一个运动员在1959年参加了一次全运会，至1975年他就连续参加了4届全运会。我不知世界上有否能连续参加4届全运会的运动员。我只知道运动员的运动寿命都是非常短暂的，唯独动脑力的棋类运动不一样，不要说16年，即使在棋坛上厮杀60年的还能举出不少。然而话又要说回来，围棋手并不像有人认为的“姜越老越辣”，围棋手的黄金时代在20多岁，20多岁可以达到个人在棋艺上的顶峰，20多岁具有最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当然，三四十岁的棋手无疑具有更丰富的实战经验，但其闯劲和体力显然不如20多岁的年轻人。而这后两条是比赛中取得好成绩所必不可少的。我呢?我已在不知不觉中迈过了30岁。不少报纸都已称我为“棋坛老将”。每逢我看到“老”这个字就很反感，我实在不能接受。但如今我的对手都是10几、20多岁，我又不能不承认自己是老了。尽管如此，由于是第一次参加全运会，我的心情和年轻人无甚区别——充满着新鲜感、兴奋感和跃跃欲试的劲头。第三届全运会的棋类比赛比第一届全运会的规模大不少，因此6月份在上海先进行预赛。比赛本身是严肃的，然而严重的极左思潮影响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使体育比赛染上了可笑的政治色彩。当时所有体育比赛都有工人评论员参加，棋类比赛也不例外。每个省市的代表团均有一名工人评论员光临。他们到运动队指手画脚，俨然是一副救世主的姿态。运动员必须视他们为工人阶级的化身，必须恭恭敬敬，言听计从。有的工人评论员油嘴滑舌，一派胡言。我想他们在工厂里必不是好工人，我对工厂有一定的了解，而且有很深的感情。工厂里有的是好工人，好工人都是热爱本职工作、精通本职工作的。他们都是踏踏实实的劳动者，绝不是耍嘴皮子的。我尊重真正有本领的好工人。但对那些一味教训他人的、明明什么也不懂偏要装作什么都懂的工人评论员，我实在为他们感到遗憾。极左思潮的表现当然不光是工人评论员。在比赛中每个队都要出墙报，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写文章。其实谁不是为了敷衍?大家心照不宣，但又不得不如此。这些墙报在赛前各队都准备好，到时呼啦一下贴出来，造造声势。这种没一个人想干的事却人人都得干，只得说是特殊年代中的特殊产物。1975年中最可笑的一件事是上海女子排球队倒马桶。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上海女排全体队员每天都要拉着粪车倒马桶。本来让年轻人体会一下清洁工人的辛勤工作也未尝不可，但作为一个运动员每天要耗费大量时间和体力去拉粪车，真令人哭笑不得。当时在体育界大肆宣扬此事，似乎女排经过拉粪车思想境界得到飞跃，然后又由精神变物质，使运动水平大大提高。在上海女排的这一“创举”下，其他体育项目也往往过分地号召选手们参加各种公益劳动。在这年全运会的决赛中，上海女排在12个队的循环赛中名列倒数第一。女排队员们尽了努力，她们是值得同情的。但人们无不为之高兴，因为这给了极左思潮一记无情的耳光。我忘不了一件令人气愤的事。全运会预赛期间，晚上经常安排选手表演。一次轮到我和甘肃棋手杭承义表演。表演地点在西藏书场。这时突然接到通知说市委某个书记要来观看。市委领导大驾光临，这可不得了，马上作出决定，门票不得出售，只能组织分配，似乎老百姓中随时有人要谋害大人物。赛前很多围棋爱好者挤在门外，而场内却冷冷清清。结果那位尊贵的市委书记并没来，而真正爱好围棋的群众在门外守候了很久，还是吃了闭门羹。后来每当我回想起这件事仍愤愤不平。作为一个领导要得到群众的信任和爱戴首先必须接近群众，如此才可能真正了解群众、关心群众。那些不愿见群众的人心中哪里有群众?自1973年围棋项目恢复后，围棋爱好者日益增多，在上海、北京等地表演，经常有数千观众观看。上海体育馆可容纳3000多观众，即使如此，门票经常售罄。有些围棋爱好者凌晨三四点就在售票处排队，有这样的群众，怎不令人感动?然而在当时，却有那样的市委书记!从我内心来说，一个在凌晨排队买票的围棋爱好者比起那种自以为是的市委书记不知要亲切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全运会预赛中我仍和以往全国赛一样，无甚风险就击败了所有对手，顺利出线。当时棋坛上普遍认为在决赛时仍然是我夺魁的可能性较大。记得一次姐姐问我：“你已经保持了11年冠军(自1964年至1974年)，能否再保持11年?”姐姐对我简直有些迷信了。我回答说：“我或许还能维持几年，但11年不可能，聂卫平会击败我。”我知道聂卫平的棋艺已相当成熟，特别是他比我年轻得多，他迟早会有赢我的一天。但我并没料到这一天已经不远了……在棋界中还有不少人提出和我姐姐类似的问题，我想作为个人谁不愿意自己始终是个强者?谁喜欢被人击败?但从事业考虑，个人称霸的时间越长，则越不是好现象。事业的发展，必须不断地产生新的强者，由新冠军取代老冠军。我想起每次和日本棋手比赛，尤其是每次出访日本，我们的名单上总是陈祖德、吴淞笙等人。这几个名字看得太熟了，连我自己都觉得十分厌烦，好像偌大一个中国就这么几个围棋手，少了这几个人就无法进行比赛。我的内心极其复杂，我珍视曾经获得的桂冠，我将尽最大的努力去捍卫它；同时我又期待着被人击败的那一天，那一天将是什么滋味呢?只有到了那一天才知道。全运会预赛后我一直在上海，敏之因有赛事去了北京。我在上海有时和吴淞笙、华以刚等棋友切磋棋艺，有时找些小棋手下上几局，颇为自在。体育宫是我经常要去的地方，那是我成长的摇篮。直至如今，依然是少年棋手成长的摇篮。那些活泼可爱的小棋手是多么惹人喜爱。一次我和吴淞笙等人来到体育宫，有人向我们介绍了一个女孩子，叫杨晖，不到12岁，她学棋不久，颇有希望。杨晖小小的个子，一张圆脸上那两个大大的眼睛水汪汪的，煞是可爱。体育宫的围棋教练请吴淞笙让五子指导杨晖一局，学棋才一年的女孩子与第一流高手对弈只让五子可不简单。杨晖思路敏捷，杀法犀利，面对赫赫有名的高手毫无惧意。她是全攻型，似乎非要将对手杀个落花流水才罢休。淞笙身经百战，什么对手没遇过?可在一个小女孩面前忙于招架。我极为惊异，虽然只看了杨晖这一局棋，但已经够了，她所下的棋洋溢着非同一般的才气。中国棋坛又出现了一个优秀的女棋手。在这之后，又发现了资质很好的两个小棋手，是姐弟俩，姐姐叫芮乃伟，弟弟叫芮乃健，他俩比杨晖更年幼。后来姐姐不断深造，棋艺猛进，战绩卓著，在1982年访问日本的比赛中，获得七战全胜的优异成绩。而弟弟却中途放弃了围棋的学习，据说是他们的家长不愿姐弟俩都学一行。以至棋坛上少了一颗本来可以放射出异彩的明星。如果一个小棋手具有杰出的才能，你只需见到一次就会产生磨灭不了的印象。记得1974年日本的安永一先生访问中国，他和8岁的钱宇平下了局指导棋。安永先生让小钱4子，小钱感觉很好，落子快速，但至中盘时小钱遇到一个难处，他突然凝坐不动了。一个淘气得一刻也静不下的8岁孩童长时间地思考着，毫无表情。安永先生完全没料到一个孩童竟会如此长考，他等了不少时间有些不耐烦了，加之他年事已高，坐久了抑制不住瞌睡，眼皮搭拉下来，呼噜呼噜地做起了美梦。做完一个美梦，他睁开眼一看小钱还在沉思，于是又继续他的美梦。如此这般地安永先生不知做了多少个美梦，时间过了1小时有余，才看到小钱伸出小手拿起一个黑子放在棋盘上。对局结束后安永先生马上招呼我到他的卧室中长谈了好久。他极感叹地说：“一个8岁小孩能长考1个多小时，真了不起!”他尽管在对局时有些不耐烦，但他不愧是个头脑清晰的评论家。安永先生后来反复地说：“小孩就是天才，小孩就是天才。”和小棋手对弈实在是一大乐事。有一次体育宫的围棋教练希望我同时和12个小棋手对局。同时下这么多棋必须来回不停地走动，这对患有腰疾的我来说负担实在不轻。但一个人感到有乐趣时付些代价完全值得。这12个小棋手都是上海市最有希望的。其中有曹大元、钱宇平和杨晖等人。我不停地弯着腰走动了三个半小时。下完棋腰疼了3天，但心情非常愉快。腰疼总是能过去的，然而和这么多小朋友同时对弈，不但乐趣无穷，而且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