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失败还是胜利(2)

一天，接到敏之自北京的来信，看了信的内容不由大吃一惊。敏之说她得到确切消息，国家体委又要撤销围棋项目。不单是围棋，还有不少项目也要同时撤销。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围棋事业两年前才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恢复，怎么今天又要撤销了。我再看一遍来信，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敏之岂会跟我开这种玩笑?真是晴天霹雳!我愣住了，完全傻了。命运多会捉弄人!自全运会预赛后，我养精蓄锐，排除一切杂念，做了充分的准备，我只有一个目标——打好全运会决赛。我的技术状态，我的精神状态都使我具有充分的信心实现这一目标。我满以为任何杂念都不会对我产生干扰，任何意外都不会使我产生动摇，然而妻子的一封信，那么短短的几行字却把我的一颗心彻底粉碎了。回想这些年来，围棋事业有几刻安宁的日子?1966年“文革”开始后，围棋就被一些人指责为“四旧”，1970年被**一伙撤销，1972年陈老总去世，一个打击接连一个打击。1973年围棋项目总算恢复了。但我父亲病重直至1974年去世，给我留下难以弥补的创伤。我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准备投入到那即将来临的、盼望了16年的全运会，却传来了这噩梦般的可怕消息。为什么?为什么?“四人帮”他们和**一伙有何区别?谁都知道，围棋是周总理、陈老总关心和提倡的，于是**一伙强行撤销了围棋。“四人帮”也视围棋为眼中钉。围棋始终和政治连在一起，休戚相关。我明白了，围棋再度要被撤销绝非偶然。“四人帮”已下手了，我们难道无动于衷、任其宰割?我马上找了吴淞笙和华以刚，把情况告诉他们。我说事到如今，只有上书中央。当时周总理顽疾在身，常卧病榻，邓小平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我建议给邓小平同志写信，淞笙、以刚完全赞同。于是我连夜给邓小平同志写信，至于这封信能起到什么作用，这封信又将给我个人带来什么后果，这一切都来不及考虑了。我所考虑的只有一条，即围棋事业不能再度被撤销。我的生命早已溶化在围棋事业中，我从来不是一个好斗的人，但围棋事业是我的生命，我要像捍卫生命一样捍卫围棋事业。不，我将拿我的生命去捍卫围棋事业。信写完了，我们考虑到要使此信的分量重一些，落款除了我们3人外，又加上罗建文、王汝南和聂卫平3人。恰好淞笙有事要先上北京，我就把信交给淞笙请他设法上交。淞笙带走的信牵住了我的心，我思虑重重，焦躁不安，度日如度年地等待着淞笙的消息。全运会的决赛一天天临近了，但全运会对我来说已失去了它的吸引力。虽然我始终渴望着比赛，但我清楚，围棋之所以能有比赛，那是因为事业的存在。我已曾有过7年不下棋的历史，这是新中国围棋史上的一场悲剧，难道事过两年，历史的悲剧又要重演了吗?淞笙在北京尽了努力，但无法把信递交上去。他只得把信交给敏之。就在此时，我随上海体育代表团抵达北京。全国体育界的精英在最美好的季节荟萃在我们的首都，这其中包括7000多运动员和大量的工作人员。北京城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全运会的各种招贴画举目可见，满载着各种项目的运动员的车辆不时在街上奔驰而过。要在平时，我会兴奋和激动得像第一次参加比赛那样。可是今天，我对这一切都无动于衷，麻木不仁。我真麻木了吗?不，我的神经全部集中在一点上——信，那封至关重要的信。我马上找到了敏之，敏之也是个搞事业的人，她理解我。我俩经过商量，认为将信递交上去的最可靠途径是通过陈老总的孩子。当我们见到陈老总的第二个孩子丹淮并说明来意时，他愤慨地说：“这是对着我爸爸的。”陈老总的几个孩子严于律己，作风正派，为人诚恳，毫无优越感。人们说这是陈老总在世时家教有方。几个孩子不但继承了父亲的革命好传统，而且也继承了父亲的趣味。老二、老三都爱好围棋，他俩的棋艺水平旗鼓相当，都不亚于获得名誉八段的父亲。老大昊苏不擅于弈棋，但作诗撰文很是拿手，这显然也是受了父亲的影响。他们非常爱自己的父母，但在**、“四人帮”一伙的迫害下，父母相继离开了人间。1月6日，是陈老总去世的日子，每年这一天，他的几个孩子都要前往八宝山，在父亲的骨灰盒前默哀悼念。我们围棋手也总在这一天带着自己精心制作的花圈到八宝山怀念我们的陈老总。我们和陈老总的几个孩子在这种场合见面言谈不会很多，但我们的心是完全相通的。一次离开八宝山公墓时，昊苏、丹淮邀我和敏之等去他们家，他们把陈老总的相册拿给我们看，又拿出家中仅剩的一些棋盘棋子。陈老总生前有不少棋盘棋子，他去世后，昊苏、丹淮他们让即将离开的几位秘书和工作人员自己选择一些东西作为纪念品带走。谁知秘书等都选择了围棋盘和围棋子。不知是陈老总的魅力还是围棋的魅力，反正陈老总周围的人都对围棋产生了兴趣。对于他们来说，最有纪念价值的恐怕莫过于这些棋盘棋子了。围棋手们从心底里热爱陈老总，陈老总的子女理解我们，他们自然也热爱着父亲所关心和提倡的事业。在围棋事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为维护祖国的围棋事业尽了自己的努力。上海市的体育代表团住在西郊的部队招待所，棋类比赛的赛场在北京市少年宫。从招待所到赛场坐车得花不少时间。大轿车往往不够，只能借用部队的卡车。乘坐卡车颠簸得厉害，但选手们的情绪高昂振奋，在国内最重大的比赛中打出好成绩是每个选手的共同心愿。我尽管表面显得镇静，但我的思潮颠簸得比卡车还要厉害。我的心中充满着忧虑和焦急。我想今天我们围棋手能够参加这盛况空前的全运会，而明天呢?谁知明天会怎样。我国的围棋事业经受不起再一次的打击。正如一个体质很好的人如接连遭受重病的侵袭也要垮下来。陈老总的孩子们已将信递交上去了，但邓副总理会批吗?邓副总理主持着国务院的工作，尤其是他正在跟“四人帮”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他能顾及围棋事业吗?一个又一个问题不断地在我的脑际产生、盘旋，我气愤地对自己吼道：镇静下来，你这是去比赛!但是那些揪心的问题死死地纠缠着我，我怎样也摆脱不开，怎样也平静不下来。邓副总理大概知道我们等得焦急吧?他很快地在我们的信上作了批示，批示鲜明有力，毫不含糊。批示下达时正值全运会召开之际，“四人帮”在体委的代理人不得已将批示给大家传达。我知道有的人会因此痛恨我的，你们恨吧，反正我是高兴的，因为围棋事业得救了。体育界的广大群众为此而高兴，其中最高兴、最激动的应当是我了。阴霾被驱散了，我突然感到北京的秋天从未有的美好。我真想狂奔一场，想大笑一场，更想大哭一场。我多么想痛痛快快地发泄一下!很遗憾我不是个感情外露的人，我简直痛恨自己的这种性格。我不禁回想到1965年陈老总在中南海请乒乓球队吃饭时的情景，那次周总理把我和另一位围棋手招呼过去，和我们干杯。随后陈老总把我们向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一作了介绍。当介绍到邓小平同志时，陈老总说：“总书记，你要支持围棋呵!”邓小平同志点头微笑着。事隔10年，在围棋事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果然力挽狂澜，使祖国的这朵艺术奇葩避免了再一次遭受摧残。全运会的围棋决赛进行到最后阶段只剩4人，除我之外，还有聂卫平、王汝南和赵之云。抽签结果，第一轮我执黑对聂卫平。小聂自然是我的主要对手，赛前有人跟我说小聂近来进步很快，我想他要击败我还不是这么容易的事。但这一次我估计错了，1975年是小聂棋艺上一个重要的飞跃。全运会之后，在迎战日本围棋代表团的比赛中，他先后战胜了高川九段和洼内九段等强手。1976年春他作为中国围棋代表团的一员访日，取得了7战6胜的优异成绩。1975年全运会是聂卫平黄金时代的开始。在第三届全运会时，论水平，小聂要战胜我也并非易事。但我的心思都放在围棋的存亡问题上了，没有进入较好的比赛状态。和小聂这局棋进行至序盘我已感到不妙，我苦思冥想，竭尽全力想把局面打开，以求得较好的战机。但我的脑子竟是从未有的麻木迟钝，一点灵感都没有，我简直感到这棋似乎不是我陈祖德下的。棋盘对面的小聂，神态自如，落子轻快。我可以肯定他的心情也是紧张的，因为这局棋关系到冠军宝座是否易位。然而他是自信的，他是有潜力的，他下的棋那么有分量，犹如一个强壮的拳击手不断打出那铁锤似的一拳又一拳。我不禁想到杰克·伦敦的小说《一块牛排》中那个老拳击手汤姆·金，难道我和他是一样的下场吗?不，汤姆·金实在是老了，而且他所以没取胜是因为那一块牛排。而我究竟不像他那么老，我也不是因为少那么一块牛排。但不管怎样，我如今的情况和他那场悲惨的拳击赛类似，我们都是面对一个年轻得多的、强有力的、充满着朝气和生命力的对手，而且我们都是力不从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