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及其同伙们(1)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同志宣传的是十七年我党所执行的革命路线，认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要进行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的四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人却不断煽动要打倒“黑线专政”，胡说什么各级党和政府都“烂掉了”，要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要闹得谁也不睡觉”。对“修正主义”的势力要进行“文攻武卫”，要打倒“旧政府”、破坏“旧秩序”，造“修正主义”的反。对这种情况，即使是在基层单位，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这段历史是不容歪曲的。在1975年，**一伙搞“一·二四”、“一·二五”，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被**斥责为“三箭齐发”。此后的一天夜晚，**、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谢静宜等在一起，前四人一面放大会录音、修改录音带，妄图欺骗**，减轻他们的罪责；一面就互相逗趣，合伙谩骂周恩来同志是“老保”，是“救火队长”，是“保旧政权”的，胡说他们与周总理之间的斗争是什么“新文革”与“旧政权”的斗争。谢静宜在隔离审查中，一句一泪地向我们交代了这件事情。周恩来同志的确是披肝沥胆，保卫着无产阶级经过长期奋斗建立起来的红色江山，保卫着党、政府、军队、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中的高级干部，保护着许许多多受害的人民群众，到处扑灭着**、**集团所纵的漫天漫地的烈焰毒火。**似乎是居中的裁判。但他老人家深怕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被否定掉，往往是偏袒纵火者一方的。只是在**、**集团闹得实在不成样子了，例如王力发表了“八·七”讲话，造成了恶劣影响，他们一伙还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引起了国际上的大问题，他们搞“揪军内一小撮”，触发了整个形势的恶化，**才出来说几句公平话，压一下林、江的气焰。这种纵火与消灾的两种思想、两种势力的斗争，其实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显露出来了。就其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而言，在南方，有南京大学师生员工起来支持匡亚明同志的游行示威。在北方，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师生员工起来支持院党委的游行示威，都造成了气候。这以后的一些派性斗争，如北京的“天派”与“地派”，都是在当时“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们的策划下，时而支持这边，时而支持那边而造成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等这些坏头头，都是围着“中央文革”的坏人的指挥棒打转的。两种形势判断完全相反。周恩来同志宣称的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与**一伙所说的这个大区烂掉了，那个大区烂掉了，这个省在专革命的政，那个系统的革命群众受到专政，是截然对立的。在外事系统，这种斗争集中反映在对待陈毅同志的身上。在当时那种具体条件下，周恩来同志当然不能说对陈毅同志不能批评，但他一直强调：**说过，对陈毅同志要“一批二保”，“批是为了保”。而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则主张“打倒”陈毅，还策划、纵容姚登山篡夺了陈毅同志对外事工作的领导大权。不同的口号之争，形成了不同的势力之争。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群众团体，造反的坏头头们，其实对于自己依靠的是谁，反对的是谁，心里头是清清楚楚的。只是因为一边是周恩来总理，德高望重，在国内国际上都有崇高的威望；一边是“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等人，而陈、康、江等人则正在得势，因此，他们要投靠陈、康、江，按他们的意图，搞什么安营扎寨，搞什么火烧，甚至在人民大会堂的“8·11”大会上要抓走陈毅同志。对此，周总理曾愤慨地说：“你们要抓陈毅同志，你们就从我的身上踩过去。”直到**批判了王力煽动群众要打倒陈毅同志的“八·七”讲话，他们的揪斗，才算告一段落。以后，又发展到一些人进驻中南海的西门、北门，要想威胁周总理离开中央的事件。**反革命集团的目的，是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当“造反司令”，搞打砸抢抄抓，是“顺潮流，赶浪头，逞威风，成一霸”。王洪文是什么理论基础都没有的，即使在他被隔离起来，进行审查的时候，他也说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什么叫作修正主义，怎么样算“左”倾，如何才属于右倾。把他弄来当中央１９８０年被告王洪文在被起诉书上签字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仅广大干部、群众认为荒谬，连他自己也说感到“莫名其妙”，“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连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都没有，从广播上听到、从报纸上看见几个“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胜利”的字句，接过来喊叫，就当上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岂不荒唐可笑。在王洪文的历史上，据他说出现过两个想不到，一个是青云直上“想不到”，一个是转眼变成被审查对象“想不到”。在审查中，他说他得了一种癔病，时而千军万马，时而冷寂心慌，时而静得可怕，时而两耳雷鸣。大约就是这种暴涨暴落留下的后遗症。不过，据我们观察，绝大多数时间，他的神智还是清醒的。在谈话中，王洪文在一般情况下的表现，还是装得愿意交代问题，比较老实，比较温顺，很有愿意悔过认罪的样子。他也交待了一些问题，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会堂开政治局会议，他把邓小平在**的质问下如何顶撞**，**怎么样大发雷霆。张春桥污蔑邓小平“又跳出来了”。他们四人如何相约，去钓鱼台十七号楼举行秘密会议，作出了妄图阻止**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的决定。当晚回去就寝，他接到了好几个电话，怎样密调三叉戟飞机飞到长沙，**如何斥责他们。以及他因此心情不舒畅，没有按照**的指示在长沙多住几天，买了许多桔子，就飞回北京，跟**、张春桥、姚文元，还有王海容、唐闻生一边吃桔子，一边发牢骚，都说得很清楚，很详细。但是，他对这次自己在**面前诬陷周恩来，说什么“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却不正面答复，只是自言自语自问自答地耍花招说：“我那次谈到了周总理吗？我没有提到周总理吧？我会说周总理吗？好像我只说了邓小平跟**吵架的事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