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及其同伙们(2)

当问到他为什么在去长沙之前，不就近在北京向住在医院的周总理汇报时，他也故作吃惊地说：“哎哟，这么重要的问题，我怎么当时就想不到呢？我当时怎么就没有想到呢”？我们看见他那副既要装个老实，又很狡猾的狼狈相，都禁不住心里在骂：“这个流氓！”大概因为有“批周民必乱，反周民必反”那句话，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江、张、姚、王都回避提到周总理，矢口否认自己反对周总理，把罪责推给受他们蒙骗的群众。谢静宜对于他们在修改“一·二四”、“一·二五”大会上的讲话录音时，肆无忌惮地诋毁周总理、诬陷周总理的交代，算是对他们的防线炸开了一个缺口。口子一开，他们也就难以堵住了。有一次，我们就所谓的“伍豪事件”问题，找王洪文谈话。伍豪是周恩来同志的别名。1931年在上海，由于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为了保卫当时的党中央，周恩来下令处置了一些危害党的分子。顾顺章怀恨在心，就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策划下，在1932年2月16日、17日的《时报》，20日、21日的《申报》上，连续刊登了一个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的启事，妄图以此瓦解我们的党，破坏周恩来同志的名誉。这时周恩来同志已去苏区，上海的领导同志就在同年2月22日的《申报》上登出启事，意在辟国民党特务机关前一启事之谣。2月27日，又在我党办的《实报》第十一期上，刊登了《伍豪启事》，指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那个启事，“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与我本人自己的造谣污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3月4日，我党再度在《申报》上刊登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进一步辟谣。这本来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中，又有人把它拿了出来。对此，**集团如获至宝，他们要用国民党特务机关制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经破产的谣言诬陷周总理，从而达到制造出一个打倒周恩来所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型炮弹”。在**主持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有了解当时情况的同志，用事实对国民党特务机关和**从不同的角度诬陷周恩来的问题，给予了有力的批驳，并且点着当时正装着闭目养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这才承认了事实，点了头。**下结论说：“这件事情已经搞清楚了，是国民党制造的谣言”。然而，**反革命集团并不死心，王洪文竟在**已经作了结论以后，还下令给他在上海图书馆的小兄弟，要他们继续搞有关“伍豪事件”的材料。在谈话中王洪文对他们整周总理，对**已经对此段历史作了结论后还整周总理的事实，矢口否认。他赌咒发誓、捶胸顿足地说：我“绝对不会反对周总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出示了他在**作结论的政治局会议以后，他本人还要搞“伍豪事件”的亲笔批示，他紧张得大汗涔涔，尴尬不堪地自言自语说：“我……我……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还……还还有这样的……批示呢？我我我……怎么会……”我们问：“这是不是你自己写的呢？”他又说：“这这这……倒是我我我……我的字……”如此，就把王洪文在重大关键问题上耍流氓无赖的嘴脸，彻底揭了出来。姚文元的特点，是竭力把他们的一切问题，都推到**身上去。他把自己打扮成是一个完全被动地思想、被动地行动、被动地执笔的人物。他总是说，**怎么指示他的，他就是怎么做的，说他是根据**的指示去写的，写的文章，都是送给**修改的，**对文章是大段大段的增删的。因此，煽动十年内乱、乱中夺权的错误和罪行，似乎都不是他存心犯的，他只是个执行的问题。他故意在我们的面前表现得对党、国家、人民的命运和利益十分关心的样子。他听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粮多了，肉多了，鸡鸭鱼蛋丰富了，一律敞开供应了。不像“文化大革命”后期那样，全国没有肉吃，全国保障北京，北京一个人一个月也只发二斤肉票，一个人排队只能买两毛钱的肉。就关切地说：“请代我向中央领导同志转达转达，这样可不行啊，可不能敞开供应啊，敞开供应，几个月吃光了，怎么办呢？不要造成形势不稳啊！”“可不能出现1958年以后和文革后期那种情况啊！”针对姚文元的假面具，我们有一次专门以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和**运动为题，找他谈话。我们问，“把许许多多的人参加的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你说是不是错误？”开始，他说：“是错误，当然是错误。”他还发挥说：“特别是还栽到邓小平头上去，跟他无关么，更是错了。”他话题一转说：“当时，是**定下来的，大家都遵照**的去说，去做，也没有办法。”在这件事情上，究竟是**的错误决定影响了他们，抑或是他们的行为影响到了**做出错误的决定，是一个需要弄清楚的关键性问题。**不能够直接进行调查研究，因此不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和材料。**当时完全是靠“四人帮”所汇报的内容来判断情况的。由于“四人帮”汇报的情况，提供的材料是错误的，以**那样英明，也不可能作出正确判断，得出正确结论。在“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运动上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诬陷群众、无中生有的错误结论，正是这样作出来的。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善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中国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实践经验，又用这些经验去指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因此，他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原来是四、五亿人口的国家，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蒋介石政权，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无愧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是人，而不是“神”，他不可能“洞察一切”。当他对一些虚假的事物看不清楚的时候，当他听信了假的汇报的时候，当他的指导思想脱离了实际的时候，他也可能产生片面性，产生偏执，产生把假相当成了真相的问题，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采取错误的决策。**为中国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功勋，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可能犯错误，因为他是人，而不是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自己就说过，一个人一辈子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