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及其同伙们(3)

江青及其同伙们(3)

**在判断**运动上犯的错误,正是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存在偏执,又听信了歪曲事实、造谣污蔑的假汇报而发生的。据**、姚文元、王洪文的交代和一些当事人的揭发,1976年4月4日的下午和晚上,华国锋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些人惶惑不安,时而在会上说几句,骂几句,时而透过大会堂的巨大玻璃窗,观看**的现场。到夜晚时,“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的鲁瑛所派出的记者反映,广场上有人发表演说,痛斥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祸国殃民。**听后,又哭又闹,还拿一根棍子在会议厅东挥西打。张春桥、姚文元紧跟着张牙舞爪,要求镇压。王洪文奔来跑去,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于是,华国锋定了性,说**运动是“反革命分子的捣乱破坏”。会议决定由毛远新、华国锋按这个调子,向**作了汇报。**才做出了把**运动定为反革命事件,把邓小平定为这个事件的总后台的结论,要吴德去讲话,发布了两项颠倒是非、无中生有的决议案。对**运动,起初是准备派部队进行镇压的。后来,才决定由×××调动民兵、卡车,组成棒子队、棍子队,四面包围,进行毒打和搜捕。姚文元说他们完全是在**指示下干的。但姚文元的说法,就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而论,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为了揭穿姚文元的谎言,我们当场出示了他在三月下旬所写的日记。在那些日记里,姚文元就把早在**运动发生之前,在南京爆发的人民群众痛斥当时《文汇报》造谣说“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要把另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扶上台”从而恶毒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斗争,故意与北京**人民群众“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活动混在一起,一并斥之为“反革命”。姚文元在日记中还恶狠狠地写道:“要镇压!”“要杀人!”我们还出示了4月4日晚华国锋、毛远新在向**汇报之前,姚文元亲自批改的人民日报内部情况的文章小样,这里也早就把**运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我们指出,正是他们这些歪曲事实真相的材料,才导致了**在这件事上的错误判断和错误决策。我们拿出这些事实后,姚文元满面通红,头上热汗淋淋,瞠目结舌,支支吾吾,语不成句,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罪行严重,罪行严重”,思想上是早就与“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人民群众对立的。还须说明的是,在整个审查工作的谈话当中,姚文元虽则是口吃而不能畅言,但他在答问时,不仅每句话都字斟句酌,而且是吐字清晰的。他一直只承认自己有错误,只有这次,他才提到自己“罪行严重”。“文化大革命”中,在**的麾下,还有两个打手,前者是戚本禹,后者是迟群。戚本禹原来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他写的评论太平天国后期忠王李秀成的文章,指斥忠王不忠,适应了要从思想深处挖出“忠与不忠”的阴谋的需要,因而被搞个人崇拜的**、**、康生一伙所赏识。李秀成这个历史人物,在他被清兵俘获以后,究竟是坚持了革命者的气节,用生命保护了群众免遭清兵杀戮;抑或是晚节不忠,出卖革命,沦为叛逆,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不仅当时可以讨论,而且今天、今后,也还是可以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展开争鸣的。但是,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拉到现实中,拉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中,说赞扬过李秀成的人,就是搞叛徒哲学,是为现实生活中的叛逆辩解,甚至本身就是叛徒;而把指斥李秀成的人,说成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左”派,实在荒谬已极。例如欧阳予倩曾写过一个剧本《忠王李秀成》,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国泰大戏院和“抗建堂”上演。从该剧的演出效果来看,绝不是迎合了蒋介石的“曲线救国”论调,绝不是适应消极抗战准备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需要;相反,该剧还用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韦昌辉、陈玉成、李秀成的内部倾轧,反映出内部争权夺利,会导致事业败北的道理。历史有时会发生惊人的相似或雷同,但是,历史终归是历史,终究没有完全的一致。历史人物终归是历史人物,是不可以把历史人物跟现实人物划上等号,甚至用来指导现实政治斗争的。康生之流却抓住李秀成这个事件,设下一个政治圈套,罗织罪名,用来整处于敌我之间犬牙交错、与敌伪顽进行了艰苦斗争的原北方局和南方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领导干部。这是他们篡党篡政篡军的大阴谋。按照**、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作为,似乎是主张**员和革命工作者,在被捕、被俘以后,不能跟敌人斗智,只能赤膊上阵跟敌人拼命的。是不能针对敌人内部的矛盾,加以利用,进行分化瓦解,只能跟敌人对骂、对打,搞全武行的。不这样做,就是叛徒。按他们的观点,**员和地下工作者在敌人的统治区和营垒里活动时,不能有应付敌人的一面,只能挂着招牌,呼喊口号,否则就是有妥协之罪。可惜,恰恰是**自己,竟在敌人的特务机关跟敌人去拉拉扯扯,唱戏喝酒。他们的这些主张,即使单纯从党的指导思想来说,也是“飞行集会”错误的翻版,根本违背了**在《论政策》中提出的白区工作要“荫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违背了**指示**员在日伪区、蒋管区工作时,要以和谈为斗争手段与军事斗争相结合,对敌人战而胜之的理论。他们的这些歪论,就是在常理上也是荒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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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鲜为人知的历史:从“童怀周”到审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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