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及其同伙们(4)

由此可见，“四人帮”、康生之流利用戚本禹批判李秀成“忠王不忠”的文章，并不是要在学术上、历史上、政治上立什么论，而是要用它来对准领导过北方局的**同志等一大批革命家，领导过南方局的周恩来同志等一大批革命家。人民群众说**、**之流是“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这是十分入骨的。因为林、江他们十分明白，北方局和南方局的工作范围，相当一部分是属于白区的地下工作和与敌伪顽犬牙交错地区的工作，他们就要用李秀成这个历史人物来破题。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他们的所谓抓“叛徒”、抓“特务”，说什么“武汉缴枪”，说什么“伍豪事件”，无不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不然，为什么明明有严重叛徒嫌疑的**，明明有特务劣迹的张春桥，他们根本不准碰一下。群众只要提点意见就要被打成反革命而锒铛入狱呢？为什么像张志新、李九莲等坚持正确立场的人，却被他们杀害呢！戚本禹实际上是为他们的阴谋“建了头功”，因而才成了曾经显赫一时的“中央文革”的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戚本禹一露头角，就表现得异常地猖狂。在许多群众场合，他对各位老帅、老将军和副总理、部长们，可以随意指斥，任意诋毁诬陷。在私下里，他可以利用其操纵的红卫兵组织，一会儿抄这个中央领导人的家，一会儿抄那个部长的家。有时又用北京红卫兵的“天派”，进攻“地派”，有时他又反转过来，用“地派”，围攻“天派”。甚至连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在群众场合讲话，他都敢打断，当面顶撞周总理。1967年七八月份，戚本禹在**、康生的指挥下，利用“中央文革”的名义，恶毒攻击周总理，还与王力、关锋等人以打倒陈毅同志为突破口，合伙掀起了第一次反对周总理的**。他们组织一些人戴上“红卫兵”的袖章，在北京西直门、**到处贴大字报，刷大标语，以“5·16兵团”的名义，恶毒诬陷周恩来同志，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烈反对，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斥责。1968年，“中央文革”又无中生有，造谣说什么“5·16”兵团是整“中央文革”的，是反对**的，借此在全国掀起了大抓所谓“5·16”分子的运动，诬陷广大干部和群众。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打击一大批群众。当时戚本禹趁**不在北京之机，在中南海组织了揪斗**、王光美，邓小平、卓琳，陶铸、曾志的多次大会。他借口**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去过北京建筑工程学院，造谣说**镇压学生运动。他们操纵该校的所谓“老八一”、“新八一”两个造反派组织，以争先批斗**同志为钓饵，互相打斗，进行练兵，然后发动了全市性的群众运动，煽动部分群众包围中南海，妄图把主持工作的周恩来同志逼走。戚本禹一会儿在北京支持“天派”，一会儿又支持“地派”，让两派互相争斗。他们还纷纷派出联络站、联络组、联络员、记者，搞乱北京，搞乱全国，冲击人民解放军，冲击军事机关，冲击党政军要害部门，想以此达到**、**反革命集团乱中夺权的目的。戚本禹其实是一个当代中国最为人类所不齿的裙带风的崇尚者，他心目中只有一个“女皇”和“上帝”。这个“女皇”和“上帝”就是他们的“中央首长”**。王力、关锋、戚本禹所以敢于反对周总理，就是因为**在一次“中央文革”的汇报会上，公然骂周总理为“老保”。之后，他们立即响应，开始着手整周总理。当然，戚本禹等人即使在**、**篡权最盛的时期，也没有得到什么好的下场。戚本禹等人鼓励造反派在外交部安营扎寨，指使姚登山在外交部夺陈毅同志的权。此后，他们又向各驻外使馆乱发指示，火烧英国代办处，抢劫中央统战部的机密档案，在国内和国际上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大乱子。这些都极大地震怒了**，**命令杨成武把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一干罪犯，通通抓了起来。此刻，连**、康生也保不住他们了，于是他们来了个舍车马保将帅。**竟恬不知耻地胡说，她所倚仗为心腹的这批打倒**、邓小平同志的凶恶打手，是什么**的第二套班子。她还在群众面前假惺惺地宣称：“中央文革里面出的坏人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是我把他们端出来的……。”**这样做，既是推卸责任，又是想捞个“大义灭亲”的名誉。在我们与戚本禹谈话的时候，他起初以为我们不太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于是，他把他自己说成是一个仅仅是被“**、**集团迫害”的人物，大叫“冤枉”。他见我说话带着浓浓的四川口音，就拉近乎说他认识我，“你原来是四川省委的办公厅主任，是不是？”到了这个地步，他还在以自己所具有的拉同乡的帮派思想来套近乎，岂不可笑。不过，他还是交代了一些**、**集团如何迫害朱德总司令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当戚本禹被抓起来后，**集团就起用了另一个走狗，作为他们凶恶的打手。这个人就是8341部队宣传科的副科长，被派到清华大学支“左”的军宣队头子迟群。迟群当时被封为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但是，就总体的情况而论，谢静宜不仅是校党委副书记，还是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中央委员，而且是明显的通天人物，按说是高于迟群的。但是，“迟、谢”两人，迟群更为凶恶。能起主导作用的，还是迟群。我们查阅了迟群、谢静宜共同署名向**，以及**、王洪文写的一些诬告材料，这些材料也多是迟群的笔迹，署名也是迟在前谢在后。迟群在利欲熏心的情况下，以其本身所具有的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事都敢干的恶劣品质，以及他暴烈的性子和骄横的神态，跟戚本禹简直如同一个人。**集团会同**集团，制造伪证材料，排除了周总理提出的对**一案要“再查”的意见。打倒了**同志之后，他们为了排除其进一步实现全面篡党篡政篡军以夺取权力的障碍，千方百计要陷害的人，就是周恩来总理及其所代表的大批党政军干部和民主党派负责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1967年七八月间，他们以“中央文革”名义，诬蔑周总理同**、邓小平一起制定、执行了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他们又利用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三十年代初期意图瓦解我们党的“伍豪事件”，来诬陷周总理，从而妄图证明他们所捏造的所谓制定和执行反动路线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这一时期，他们的主要打手就是戚本禹。当所有这些捏造和阴谋都破产后，他们则以迟群、谢静宜所霸据的清华大学为基地。1973年至1976年**运动前后，他们在清华大学搞的阴谋活动连续不断。开始，他们的阴谋活动是针对周恩来同志落实干部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抓恢复学校教学，恢复基础理论科学研究，恢复工农业生产的。他们污蔑周恩来的这些主张是孔夫子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是“回潮”。他们叫嚣要“反回潮”，“反复旧”，“反复辟”。诬陷周总理执行的是“修正主义”的外交路线。他们不批林，假批孔，搞影射，批宰相，批周公。紧跟下来，他们针对周总理起用曾被错误打倒的老科学家、技术专家、老管理干部、老劳动模范，恢复对基础科学的研究，大反所谓的“经验主义”。在周总理逝世以后，他们则大反“哭丧妇”，造谣说“党内最大的一个走资派把另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扶上了台”。要以猛烈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来解决，要加强“批林批孔”“批周公”。**们也预感到“批周民必乱，反周民必反”的情况，所以他们不断地叫嚣，要警惕广大人民群众“以死人压活人”。他们十分害怕人民群众以死者之圣，来声讨他们这一伙生者之魔。在这段时间里，**的主要打手就是迟群和谢静宜。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以周恩来、叶剑英、谭震林、陈毅和以后复出的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与**、**集团的斗争是异常艰巨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是在**错误估计形势、信用了某些坏人、采取了错误的方针和方法的情况下，亲自发动起来的。以后，由于受人生自然规律的影响和精力的不足，**对许多事情已经不能够亲自领导了。**、**集团正是利用了**的错误，打着他老人家的旗号，进行大规模的篡党篡政篡军的祸国殃民的活动。**、**集团本身，有一个逐步演进，逐步暴露的过程。对他们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明确，逐步深化的过程。加之他们是打着**的旗号来进行篡党夺权罪恶活动的，是将**晚年的错误引向极端以售其奸的，这就必须要求我们不断地观察、分析、判断，来弄清是非敌我。搞清楚是好人过偏过激犯了错误，还是坏人蓄意破坏党、政府、军队，侵害人民群众利益。这是需要以事实为基础，经过缜密思考、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的。这就增加了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广大干部和群众与**、**集团的斗争，是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存在着的。好在**的著作和讲话，从**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来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说了一些脱离实际的错误的话，也说了许多正确的话。**的主要的正确的著作和讲话，就是我们所说的**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