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江从合伙到分裂(2)

所以陈伯达投靠**，林、陈一拍即合，彼此都有需要，各人都很高兴。因此陈伯达在**支持下，到一些部队去讲演，进行活动，由此结下了林、陈集团。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以**、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并裹胁部分中央委员为一方，故意不理睬**六次说过的自己不当国家主席的，而硬要设立国家主席，并且把这一条提到了赞成不赞成这个主张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的高度，提到了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的高度。当然这些人的情况不同，有的是阴谋家野心家，名为树**，实为树自己，或者为自己找个靠山。有的则是上了**、陈伯达的贼船。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从大多数干部的情况来看，他们还是属于上当受骗的。另一方，是以**、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为主的。他们知道**多次说过不当国家主席，也情知他们几个人这时难以当上国家主席，于是，他们顺着**的话，也反对设国家主席。由此，两个罪恶集团之间展开了明争暗斗和互相坑害。**、陈伯达虽然说**是天才，应当就任国家主席，但是早就有人暗地里宣扬过，**是个天才(**自己也说过他的儿子林立果是天才)，应该当国家主席。叶群就对她的同伙说：“不如此，把**往哪里摆”。真是一语道破了“天”。但是，尽管如此，**、陈伯达公开打出的旗号，还是歌颂**是天才，拥护**担任国家主席的，这就把**、康生们置于十分尴尬的被动地位上。**、**两个集团势均力敌、不相上下的斗争格局，像一个天平，重心在往**集团的方面倾斜。在这种情况下，**出来说话了，表面上看，**批的是陈伯达，实质上，他也是在批**“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早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广大干部对前几年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平调风等问题，就进行了批评。这成了大会的主要精神。**同志提出了一个天灾**的论点。他指出，天灾**，**是为主的。**虽然接受了，但思想上看来还是不大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表了与大会批评共产风、浮夸风、平调风等精神相对立的讲话，博得了**的好感。然而，自从他担任国防部长，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弄巧反拙。他对**的过分赞誉，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什么**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特别是他广泛搜集的“政变”经，当然骗不了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他的所作所为，引起了**的警觉。**早就在给**的密信中，对**设下了一个大疑问。他虽则继续给予**以高位，甚至给他更高的荣誉，却时时刻刻都在观察着他，研究着他。**对陈伯达，从延安时期开始，就有所不满。庐山会议上，**、陈伯达要把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反掉，使**也不好过，这是当时**所不愿意的。因此，**予陈伯达以狠狠的一击，实质上打的还是**。这一下，使**集团溃不成军，一蹶不振。至于对这一斗争，后来说天才论是林、陈集团的理论纲领，设国家主席是政治纲领。他们的目的在当时就是抢**的班，夺**的权，看来这只是一种发生问题以后定下的调子。因为谁如果反对**，就必然激起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极大仇恨。只说是他们反对**、康生一伙，是达不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愤慨的效果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还没有任何力量，敢于公然与**的丰功伟绩、威望、智慧和力量相抗衡，更不要说反掉**了。**、**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都是打着**的旗号以售其奸的。**和陈伯达的所作所为，主要还是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搞个人迷信上作竞争，在争宠争权。在争取更加优越的地位和条件上削弱对方，以便在身体多病、年老体衰的**身后，夺得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各自都意欲要求对中国进行封建法西斯的统治这一罪恶目的上，是完全一致的。**要搞父传子那一套，说马、列、毛、林，他的儿子林立果是第五个里程碑。这是要实行封建加资本的封建法西斯的罪恶统治。**肆意地鼓吹吕后实施了汉高祖的政策，武则天继承了唐太宗、唐高宗的善政。实际上**是想要当女皇，也就是要搞封建法西斯的统治。他们在庐山会议上撕破脸皮，打得头破血流，同样是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旗号，迎合**当时某些“左”的思想，以取得信任。他们骨子里的东西，还是企图搞父传子，妻袭夫的封建皇权那种继承方式。庐山会议以后，**到南方各省视察，召集地方、军队的领导人开会，就**的问题向一些同志打招呼。这是因为**、陈伯达的问题，是当时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他抓住了主要矛盾。**、叶群、林立果等人，也密切地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那个《“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政变计划，是在**探得**的行踪和措施以后，狗急跳墙搞的一个孤注一掷的反革命罪恶行动纲领和计划。前一部分，是他们也看到了搞极“左”的人必然脱离群众，不得人心，是为了在阴谋一旦得逞之后用以笼络人心的。后一部分，才是他们实现阴谋的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