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及其待解问题(4)

莫言及其待解问题(4)

葛红兵:理论上,“五四”文学的确存在你所说的这种错觉,即言语对文字有革命性的作用,文字是腐朽的,声音是革命的,文字是衰颓的,声音是活跃的,只有让文字臣服于声音,我们的文学革命才能完成。但是,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到的,“五四”作家实际上并没有在这个理论的层面实践自己的创作,他们的创作在反文言文的口号下,走的并不是声音中心主义的路子,相反是文字中心主义的路子,鲁迅就是个例证,鲁迅并没有接受中国古代话本白话小说的传统,没有接受话本小说的那种发声方式,而是走向了西方的人文小说传统,这种传统是基于把文字看成是小说的中心,讲究看的效果,而不是听的效果之上的。当然,在这个意义上谈文学的有声和无声还只是触及了皮毛,真正的声音应当是内在生命的呐喊,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实际上,我所说的莫言向声音的回归并不简单地指他的语言是可以吟、可以唱,唱腔式的,有语调可以真实发声的,而是指莫言在文学发声学上拥有了另一种立场。如果说,启蒙作家的发声方式是西方式的,是理性的、大写的“人”的发声方式,是一种统一于启蒙主义意识的单一的声音,那么我们可以说《檀香刑》发出的是另一种声音,一种由杀戮者发声效果、受刑者的发声效果、狂浪者的发声效果、观众的发声效果等等揉合而成的综合的多声部的声音,这种发声在启蒙话语的理性主义思路中是受到遮蔽的,它包含了许多非理性的成分,包含了把生活看成表演的仪式主义的成分,死的欢乐、施虐的快感、受虐的痛楚、表演的雄心等等参杂的形式感的成分,即使无价值也要把生命延续下去的成分,这些东西可能愚昧却是任性的、狂欢的、坚韧的,它在猫戏这样的民间戏剧中藏身,但也正是这种声音使忍受了内忧外患、压抑的惨痛、饥馑的折磨、**的苦难的民族得以延续下来。但恰恰在二十世纪以后,这种声音在小说中几乎绝迹,二十世纪中国多的是赵树理式的发声,是士大夫气的发声,是文人式的发声。在这个角度上我非常欣赏莫言。他并没有延续“五四”维度上的文人的理性的做出来的发声效果,而是回到民间的唱腔式的语言中去。郜元宝:也许我们今天思考语言与文学的关系还为时过早,因为清理中国文学的语言传统的确有很多困难,这也不是单纯依靠西方哲学能够解释的,它也许需要哲学以外的东西来解释,比如说神学的传统。就中国当代文学来说,什么是声音这个问题,仍然值得我们一再地进行追问。我一直认为文学中的声音并不等于人们特别是某一部分人群(比如老百姓)自然的发声。鲁迅作品中的声音,主要还是一种人为制造的效果,他以全部生命的力量呐喊,这种呐喊不是模仿自然,不是模仿一次性的说话行为,更不是模仿中国人说话的某种强调(即使他所珍视的“女吊”的唱腔)。可以说,在鲁迅的作品中,就其所要传递的整体的声音来说,我们在中国当时乃至现在的活人的口中,是无法找到任何对应物的,因为那是鲁迅的精神的整体呈现,是通过看上去无声的文字把全部精神思辩和情感力量“组构”而成的呐喊。说到这个问题,不妨就把莫言的“猫腔”与贾平凹的“秦腔”稍微做个比较。贾平凹很聪明,他知道单纯用文字来模仿秦腔是无力的,所以他采取了迂回曲折的方式,通过不断地铺垫、烘托、描写、暗示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秦腔。他没有用文字去“模仿”声音,而是用文字去“描写”声音。声音在贾平凹这里不是简单地发出来,而是通过文字曲折地传达出来。而莫言简单化的把文字作为模仿的工具,这就很容易让另一种属于作家自己应该制造出来的声音受到遮蔽。葛红兵:这也就接触到我们今天谈话的最后的一个问题了。中国人创作文学作品只能用汉语言,一方面,文学创作对汉语言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现代汉语言就是在现代白话文的基础上产生的;另一方面,汉语言本身对汉语小说有很大的限制,或者说先天性的规定。我们过去过分强调作家、文人、学者为现代汉语言奠基的力量,改造现代汉语言的力量,夸大了作家在语言面前的能动性。现在我们能否反过来思考,来看看汉语小说如何从汉语言本身的规定性出发创造自己的形式。在这条路上,贾平凹、莫言、李锐等作家可能有些极端,但是,却是我比较欣赏的。而鲁迅的做法可能更为你所欣赏,但我依然认为鲁迅的语言思路可能并不适合中国文学整体,以后是否有反过来的道路呢?即不是过多地依赖个人的才华,个人的理性思考,个人的精神品质,而是奠基在汉语言文字固有的规定性上的以方块字为本位的道路?郜元宝:从个人爱好来说,我更喜欢善于驱遣文字的作家,他们的文字具有一种雕刻的力量,一种不可动摇的稳定性,可能开始是无声的,可是当我看完他们的作品以后,有一种声音却从无声的文字中弥漫了开来。我不喜欢那样一种作家,他们一开篇就给我很多的声音,就像走进一个广场,进入闹哄哄的群众集会一样,而文字反而变成了模糊的可有可无的影子。在前一种类型的作家中,我会深切地感到在静悄悄的文字的徐徐展开中有一种声音被建构出来,漫漫地弥漫开来,而在后一种类型的作家如莫言、李锐以及阎连科的作品中,一种未必经过作家自己的精神咀嚼过、而是通过单纯模仿所获得的外界的声音,总是就喋喋不休地传来,不管这种声音是人物的说话,还是作者的说话,都给我以压抑感,使我难以进入他们的声音世界。他们的这种声音是以牺牲文字为代价的,就好像把生活中的声音以录音的方式搬到文本中去,使文本成为一种装载的工具,并最终使文本淹没于这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已经相当熟悉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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