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几乎打响的战争(3)

莉萨·戈登－哈格蒂和弗兰克·扬开始创建一支应对核生化突发事故的队伍。

为此运来了特殊的医疗设备、洗消设备、数千件防护服、数百件检测诊断包。

来自能源部原子实验室、卫生与福利部、陆军防化兵司令部的人员，还有国防部下属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突击队员，将组成一支特遣队，驻扎在郊外一个空军基地里，共同建立一个联合行动指挥部。

特工处开始检查每一所奥林匹克场馆的薄弱环节，并且开发出一种能够检测每个入场者的系统。

数百名特工处人员将移师亚特兰大。

奥尼尔保证，数百名联邦调查局人员也将加入进来，在街头便衣巡逻，并与快速反应特警队员一起保卫要害地区。

要求运输部变更运输危险品列车的铁路运行图，调遣更多的铁路警察监视火车运行。

飞往亚特兰大的航班将对可疑旅客进行甄别。

能源部命令暂时关闭核反应堆，把核废料运走。

到了5月，我们已经花掉数百万美元，把几千名联邦雇员和装备运进亚特兰大市内及周边地区。

我们逐渐开始明白，已经建立起来的防范和应对措施，以及我们添加的一些限制条件，在其他地方也适用。

奥运会后不久，当谈到运用这种全方位的安全保卫措施来应对突发事件时，我们把它称之为“亚特兰大模式。

令人恼火的是，亚特兰大模式没有能够挡住单独的袭击者。

事实上，一枚小炸弹无关大局，它在广场上爆炸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

我们最急迫的事有两件：第一，可靠的力量展示，但不能使奥运会看起来像军事演习；第二，我们想知道这次1人死亡并使111人受伤的袭击是谁干的。

前者是两个要求中相对容易满足的一个。

我们要求财政部和司法部迅速派出数百名穿制服的联邦警员，哪怕他们的制服只不过是突击队作战背心和棒球帽。

边防巡逻队员乘坐空军的喷气飞机从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赶来，海关总署、移民与归化署、公园护林员、监狱管理局的警卫被派来在亚特兰大的街上巡逻。

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进行着。

但要找出到底是谁安放了炸弹就更加困难了。

我听到一个传言，说联邦调查局已经拘捕了一个人，于是就给在局指挥中心的一个朋友打电话。

“他们确实抓到一个家伙，现在路易斯·弗里正在打电话告诉亚特兰大该问他什么问题，他认为就是这个家伙干的”

他的语气似乎表明还有更多东西。

我问：“你怎么看？”

“亚特兰大不大相信这家伙和炸弹有关，他是在现场的一名雇佣警察。

但别说我们不知道是谁干的，路易斯已经这么决定了”

那名雇佣警察名叫理查德·杰威尔，是他发现了炸弹并疏散了人群，避免了更大的伤亡。

弗里认为是他自导自演了这一幕，以获取一个全职警察的工作机会。

联邦调查局把他被拘捕的负面消息捅给媒体，这毁了他的生活，随后他被释放。

爆炸的真凶是埃里克·鲁道夫，他承认了多起恐怖行为。

当联邦调查局1998年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他身上时，弗里亲自坐镇北卡罗来纳指挥搜索行动，还出动了联邦调查局的直升机和几百名警员，但是没有成功。

鲁道夫最后于2003年被当地警方逮捕。

1996年奥运会过后，为了把我们在亚特兰大学到的东西制度化，我建议成立一个叫做“国家安全特别事务小组”

的官方组织。

那样，反恐安全小组就可以为即将到来的公众仪式正式调集人马，有关单位也可以要求国会为他们的行动拨款，不像在亚特兰大时，我不得不向他们承诺会给他们寻找经费。

联邦调查局同意了，条件是他们必须负责所有国家安全特别事务的行动。

由于他们在亚特兰大的表现，我没有赞同。

尽管他们反对，我坚持由特工处分享领导权。

特工处在亚特兰大已经显示出他们拥有更好的装备，更加训练有素，懂得通过克服所有薄弱环节来阻止恐怖袭击。

在接下来的一年，反恐安全小组派遣了许多个国家安全特别事务小组，负责保卫包括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建立五十周年的庆典、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建立五十周年庆典、在费城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纽约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还有1997和2001年的总统就职演说。

所有这些活动安全性的提高都是显而易见的，而不那么明显的是数千个特警小组躲在建筑物附近的车里警惕地监视着，数百名便衣的联邦特工在街上巡逻，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和飞机在四处游弋。

还有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特工处、国家安全局、海关总署、移民及归化署、外交安全处、海岸警卫队以及国防部在全世界进行着看不见的情报搜集工作，追踪恐怖分子，打击恐怖活动。

不幸的是，各个部门为了应付特殊事件而进行的协作在事件结束后常常不能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