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秀（三）(3)

可是，那个儿子，对了，他的名字叫崔雷，却从此在小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对老支书一家‘仇恨’的种子。在老支书家的时候，看到父母苦苦哀求的可怜模样，崔雷紧握着拳头，眼睛里似乎立即要喷出火来。不过，这个十二岁孩子的愤怒，没有引起任何一个人的注意。多年以后，长大成人的崔雷告诉我，那个晚上，他发誓，一定要报仇。于是，他自然而然地站在了老支书的对立面，成为崔联最坚定的支持者。与崔雷相反，当年揪过崔雷耳朵的张忙，却自始至终是老支书最忠实的拥护者。张忙四十多岁，和老支书差不多大小。打小的时候，他们俩就很要好。老支书后来出息了，当了村里的一名干部，而且是村里级别最高的干部，也没忘了这儿时的好伙伴。张忙有两个儿子，因为有老支书的帮忙，都得以参军入伍。光这一点，就让村里人羡慕不已。因为，当兵，不只是意味着光荣，还意味着有大好前途在等着你；张忙家盖房子缺钱的时候，老支书非常主动的救济了他；张忙本人托老支书的福，当了近二十年的村民小组长。所以，张忙打心眼儿里感谢老支书。因为站在不同的‘战线’上，崔雷、张忙这两个年龄相差将近二十岁的人，在很多场合，为了崔联和兄弟俩，互相大打出手，怒目想向。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另一个重要变化是，1999年左右，村里不少村民家都买了电视机和安装了电话。虽然大多数村民家的电视机都是黑白的，但通过天线也能收到山东省台和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图像还很清楚。有了电视以后，村民们不出家门也能知晓天下事。有一年，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栏目，制作、播出了一期关于村民选举的节目《大官村的选举》。我问过一些灰村村民，他们都表示有那么点印象。一个村民还说出了一个节目的细节：“节目里有个瘦瘦的女记者在那儿播音”。（这期节目的现场出境记者胡劲草，那时在镜头里的确比较瘦）另一个村民说：“我记着里面好像有个八十岁的老头也投了票。那个热闹劲儿，就和结婚办酒席差不多。”由此推断，1999年的灰村村民，对于村民民主选举应该是怎么回事，通过电视多多少少也知道一些。而电话则使村民的活动变得更具有隐蔽性，有什么事儿要商量和打听，往往打个电话就行了。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不必琢磨着如何避人耳目，主要是如何避老支书、老村主任的耳目。过去，经常性的，谁去谁家串门了，谁和谁常在一块儿商量个事儿……这些，据村民说，兄弟俩都知道得很清楚，因为他们有不少耳目。这次，电话可是帮了那几页纸的大忙。崔联家的电话开始响个不停，不断有村民打电话过来问那几张‘纸’的事儿。虽说，崔联并没有在纲领上落款写上自己的名字，但村民们一看那纲领，就猜出是崔联干的。因为，这么多年来，只有崔联在和兄弟俩斗。实际上，不仅是灰村、灰村村民发生了变化。崔联自己在村民眼里也和过去不大一样了。用村里人的话说，他已经是一个名人了。原来，1998年，崔联发明了一种地瓜储藏方法，一些报刊杂志对此进行了宣传报道。利用这个技术，崔联在邻县承包了几百亩地种地瓜，传闻他当时足足赚了十多万。地瓜，在中国的许多地方，是一种主要的农作物。所以，经常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慕名前来向崔联请教。灰村一些村民，也开始慢慢接近崔联，时不时地去崔联家串串门，希望也能从他那儿学一些储藏地瓜的技术。这个技术，不仅使崔联家比以前热闹多了，而且也使崔联在村民心目中的地位提高了，份量加重了。虽然，村中各种大事小情，崔联根本没有资格插手、过问。但无形中，崔联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是村里不少年轻人学习的榜样。一些村民回忆说，有一阵子，崔联屋里，来串门的都是些小年轻。崔联屋里沿着墙角摆了一遛、各色各样的地瓜，小年轻提溜着地瓜，好奇的问这问那；而老支书的家里，则是村里老干部、老党员的聚集地。他们聚在一起聊天、晒太阳，说说村里的事儿。所以，从老支书家门前经过的时候，经常能听见有人在里面咳嗽；从崔联门前经过，听到的是一帮小年轻在说笑。崔联告诉我，第一个打电话给他，问纲领事儿的是家住村东头的崔喜。崔喜比崔联年长两岁，按老一辈的说法，他们俩是同一个家族的人，论辈分，崔联应该管崔喜叫叔。不过，到崔联这一代，早就没有这样的讲究了。他们俩见面基本上都是直呼其名。崔喜没有当过兵，但念了不少书，初中毕业，写得一手好字。过年过节办喜事，村民就去找崔喜，请他替自家写个对联。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崔喜是村里的电影放映员，城里有什么新鲜事，他一般也都最早知道一些。在村里，崔喜绝对应该算是一个文人。村里人都说，崔喜就是想当村会计，他觉得除了自己，村里没人有这个才能。他曾经向兄弟俩提出过这个要求，但是遭到拒绝。所以，一直以来，和兄弟俩之间有些不痛快。不过，关于这一点，崔喜本人在接受采访时矢口否认，还很生气地说，村里一些人在有意造他的谣，纯粹是诬蔑。崔喜还有一个亲弟弟，叫崔保。他们俩分别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家里人丁兴旺。一大家子，加起来有六个大老爷们。在农村，谁家男丁多，谁家说话的声音就更大些，底气也更足些。六个男人拳头的份量，不可小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