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司（一）(3)

由此，有人惊呼：中国草根民主走进了死胡同。这一声惊呼，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下子把公众的视线吸引到草根民主之痛——这个曾经一度被遗忘的角落上来。灰村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里，成为进入公众和媒体视线的那么一个角落。和那57名采取极端做法的村主任相比，崔联所打的这场交接官司，自然而然的被罩上了一层神圣和悲壮的面纱。当一些村主任选择放弃，纷纷离开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村主任‘崔联’依靠自己的毅力，始终坚持，还拿起法律的武器准备打一起了不起的官司。在一些媒体的眼里，崔联已然成为为中国草根民主趟路的民间英雄。即将大出其名的崔联，在1月8日立案后，反而心情烦躁。崔联烦躁的根源是村民们各种各样的传言。村民们传言老支书有个远房亲戚在市里一个政法部门工作，对这个案件特别关注；村民们还传言镇长帮老支书和老会计找了省里的关系……等等诸如此类。说的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似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1月底，是中国传统的春节。整个春节，崔联如坐针毡、心乱如麻。‘万一他们办人情案，办不公的案件，黑白颠倒，我的官司算是白打了，算是白忙乎了。’崔联说。崔联决定再次到北京上访，寻求支持。2001年的春节刚过，崔联又一次神秘的从灰村失踪了。崔联的失踪让苇县和荷镇的领导们很紧张、如哽在喉。崔联不在家的那一个多星期里，不断有镇里的干部和县里的干部，登门‘拜访’崔联的媳妇儿，问崔联究竟上哪儿去了。镇政府甚至还出动了几名公安人员，半劝说半威胁地对崔联媳妇儿说‘再上访，可就别想轻易从牢里出来了。’可是，崔联的媳妇儿吃了称头，铁了心了。对于所有的威逼利诱只回答几个字‘上亲戚家拜年去了’有那么几次，被问急了，崔联媳妇儿就说‘我一个女人家，哪知道这么多。等他回来，你们自己问吧。’平心而论，苇县、荷镇的领导们决非瞎紧张。崔联第一次上访‘招’来了《中国社会报》一个姓李的记者。当初李记者在灰村采访期间，苇县的马副县长拍着胸脯表态，请记者同志踏踏实实的回京，他一定把灰村的村务交接工作办好。可是，时隔一年了，这灰村的交接不仅没办好，还闹上了官司。李记者是受民政部官员的指派前来采访的，敷衍李记者就是敷衍民政部。万一李记者二次来灰村，这差怕是不好交。而且，马上要召开两会了，从中央到省里再到市里，三令五申强调的是‘稳定’、‘安全’。如果这会儿灰村捅出个什么漏子，被哪家媒体曝了光，大家头上的乌纱帽怕是很难戴得稳。当荷镇的官员急得象热窝上的蚂蚁一样的时候，崔联在北京的上访，进展顺利，因而心情愉悦。在民政部，崔联再次得到民政部相关官员的鼓励，并被告知‘灰村的村务交接案，在全国是头一回。很有新闻价值。’接受民政部相关官员的建议，崔联给多家报纸，其中包括《南方周末》、《山东农村大众报》、《山东法制报》等报刊杂志打电话。电话中，崔联开门见山地说‘这是全国首例村务交接案，很有新闻价值。欢迎你们来灰村采访。’在北京上访期间，崔联没忘了拜访两个‘老朋友’。一个是《中国社会报》的李记者，但是李记者要出国采访，所以，对崔联的事儿爱莫能助；另一个是《乡镇论坛》的徐记者，徐记者满口答应了崔联的采访邀请。崔联高高兴兴地回到了灰村。静候开庭的消息。2月14日上午9点，灰村村务交接案在苇县荷镇法庭开庭了。出乎崔联的意料，不只是报社的记者来了，电视台的记者也来了。‘他们都很年轻，像小学生一样的坐在法庭上。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崔联这么形容那些前来采访的记者。开庭的情景，一家媒体描写道‘2月14日，寒冷的天气丝毫挡不住人们的热情，苇县人民法院荷镇法庭审判庭内座无虚席，就连门外、窗外都站满了人。这里，我省首例村务交接案正在公开开庭审理’另一家媒体写道‘2001年2月14日9时，天气非常寒冷，山东苇县荷镇法庭不时传来人们的跺脚声。灰村民选村官崔联的声音有些紧张：我是村民选出来的，我要对村民负责。我请求法庭依法裁决，将原村委会前任会计保管的灰村账目会计资料、户籍土地资料全部交给我，以完成交接……崔联把他一年来辛辛苦苦要来的两张半所谓交接账目的信纸地给审判员，审判员问会计是否这就是交接的账目，会计回答说是。满堂笑了起来。没人相信，十多年的账目两张纸就写明白了。’这是几家媒体所描写的灰村村务交接案开庭的情景。描写中，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记者们忽略了几个关键而有趣的细节。一个细节是，开庭的时候，崔雷和张忙各带领一帮村民，前往法庭，分别为原告和被告助威。这就导致崔联和老会计法庭陈述之后，观众席上总有村民鼓掌，也总有村民发出不满的吁声甚至当庭拼命跺脚以示抗议。在法庭上，人们没有看见崔联母亲和兄弟姐妹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