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而未决的谋杀(1)

我与马里厄斯初次相遇，就几乎酿成血案。我远远地就看见了马里厄斯那高高的身影。他手插在上衣兜里，在去往村里的大路中央漫步。听到车声，他转过身，看到我正驱车驶来。在这段路上有过一两次令人心悸的经历后，我已经学会不再相信任何过客，包括行人、自行车骑士、拖拉机司机以及狗和惊慌的鸡群。他们的举动实在太难预料了。我逐渐减慢了车速。他却突然扑到车前，张开双臂，仿佛要拥抱汽车，多亏我的脚一直踩在刹车上，才没让他的拥抱得逞。车在离他仅仅十几英寸的地方停下。他先冲我点头致意，然后绕到右侧打开车门，上了车。“你好，”他有着熟悉的南方口音，“你要去村子里吗？我的电动自行车正搁在那儿修理。”他原说好在咖啡店前面下车，可到了咖啡店，他却没有要下车的样子。我看他的神情，好像是在关注挡把旁盘子里的零钱，那是我准备停车时投入停车计时器的。“你不打算拿十法郎吗？打个电话用？”我指着盘子问。他仔细地在盘子里翻腾着，最后拿了一枚十法郎的硬币，冲我喜笑颜开，随后便消失在咖啡店里。但在经过咖啡店旁的那部投币电话时，他连装装样子瞥一眼都没有。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这幕喜剧不断重现。马里厄斯经常出现在我眼前，不是在街道上徘徊，就是在村子里闲逛，然后是伸手搭车。他的电动自行车一直在修理，他每次还都要打个电话。一段时间后，我们干脆免去了那些烦琐的表面形式。我专门在挡把旁的盘子里预备出两个十法郎的硬币，马里厄斯也一来就直接将钱揣入口袋。这种步骤我们俩都非常满意，它高效、文明，也避免了我们庸俗地去讨论金钱。不知不觉间，我们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已开始超越初级的金钱关系，而呈现出某种社交的特征。这情形最开始出现在两三个月以后。一天早上，我去邮局，看到马里厄斯正对着一张纸进行操作，他坚持要把纸递给柜台里的女营业员。女营业员却频频摇头，又把纸推了回来。同时她还不停地耸肩，最后以听得见的噘嘴声作为结束。说到噘嘴声，那是一种法国人常用来说“不”的方式，方法就是把气流从往下撇着的嘴唇里轻蔑地挤出来。再接下来双方陷入了沉默，交涉显然难以继续了。我的到来更让女营业员有了不再交涉的借口，她侧向马里厄斯，对我道了声早安。马里厄斯回头一见是我，脸上的怒气立刻烟消云散。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我到外面等你。”在外面他对我说，女营业员拒绝兑现他的五百法郎支票，他要指控她缺乏想像力，性格乖戾，不思助人。他将支票举到眼前仔细看了看，又说，这真是一种有效的集资工具。他把支票递给我，风吹得支票瑟瑟乱抖。我估计这曾经真是一张合法的支票，只是历经风雨被弄得又脏又皱，连上面的数字都磨损得难以辨认。要用现钱换回这么一张破旧不堪又令人起疑的老古董，那真是一种彻底的乐观主义行为。我对马里厄斯这样说着，再说我身上也没有五百法郎。“非常遗憾，”他说，“既然这样，你请我喝杯酒总可以吧。”我发现，这种可爱的厚颜无耻我竟然很难拒绝，也许正因为我身上这种东西太过缺乏的缘故。两分钟后，我和马里厄斯已经在咖啡店深处就座。由于以前的会面都在车里，我的眼睛一直看着道路，所以这是我头一次有机会近距离正面观察他。他的面孔耐人寻味，气候一定对他的肤色造成了太多的不良影响，因此他那皮肤就像粗糙的树皮。别人脸上有皱纹的地方，他却是深沟；别人脸上的光滑处，他却有皱纹。但他眼睛很亮，还有一头浓密的头发，又粗又硬，呈灰色，留的是平头。我估计他的年龄在六十岁左右。他从军用夹克口袋里掏出一盒点煤气炉的粗头火柴，点上了一支香烟。我发现他左手的拇指被什么东西齐根削去了，或许是修剪葡萄藤时失手致残。喝了一大口红葡萄酒后，他的身体有些颤动，好像是表示谢意，然后就开始了发问。他说我**语的样子有点像德国人。当我说我是英国人时，他显得非常吃惊，因为众所周知，英国人在国外更喜欢使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就算是碰见当地人听不懂的情况，他们也只是提高音调就能摆平。马里厄斯捂住耳朵，龇牙咧嘴地笑起来，脸上成堆的皱纹一下子变得舒展了。可一个英国人，大冬天来这儿干吗？又靠什么生活？人们经常向我问起这样的问题，我的回答一般会引起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一种是遗憾，因为写作是一项声名不佳又起伏不定的职业；一种是感兴趣，因为有不少法国人对那些在文学领域里辛勤笔耕、苦苦追求的人心存敬意。马里厄斯属于后者。“啊，”他说，“你出手谨慎，但是显然并不贫穷。”他轻轻敲打着已经空了的酒杯。上来了更多的点心，问题可以继续了。我告诉马里厄斯说我喜欢写什么样的东西。他身子微向前探，眯缝着眼睛，看着自己吐出的烟雾，好像准备抖出某些猛料的样子。“我就生在这里。”他扬起一只手臂随便比划了一下，以示确认他出生在咖啡馆外的某个地方，“我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给你，不过得下次，现在不行。”原来今天他还有个约会。村子里要举行葬礼，他是不肯错过这样的机会的。他喜欢葬礼仪式的庄严肃穆、整齐划一，当然还有哀乐。他也喜欢看参加葬礼的那些女人，因为她们都会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和高跟鞋。倘若葬礼是为他的老对头举行的，那他就更加喜不自禁了。他把这叫做最后的胜利，以此来证实他自己生存的优越。他抓起我的手腕看了看表。看来他该走了，故事也得延期了。我很失望。听一位口才好的普罗旺斯人讲故事，如同欣赏一位口技大师的表演。如果表演者拿捏得恰到好处，表演场地不是在乡村酒吧，那么故事中的这些场景就会呈现出近似喜剧的效果，具有无穷的魅力。再次见到马里厄斯时，他正伏在路边他那辆电动自行车上，歪着头瞪着油箱，好像在倾听它对他的耳语。干燥得就像七月的岩石，他钻进汽车时这样对我说。不过，我能把他带到加油站替他加满油，不是吗？再为他买杯酒，因为这确是个令人焦躁不安的早晨。就像平常每次一样，马里厄斯自信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能妨碍我临时做会儿他的司机。我们还是来到咖啡店。我问他上次的葬礼是否愉快。“还行，”他说，“这回是老费尔南。”他轻轻拍着自己的鼻子，“你知道吗？他们说他是五位丈夫中的一个。你一定听说过那个故事了。”看到我摇头，他回头叫了一瓶卡拉夫酒，然后开始讲起来。为了表示强调，或是为了看我是否听懂了，他有时会瞥我一眼，可大部分时间则盯着远处，像是在搜索记忆中的每一点线索。他说，出于某种原因，肉贩和女人之间常常有种亲密的关系，一种超越了简单买卖的关系。谁知道因为什么。也许由于看见了肉，肉色粉扑扑，还有拍在肉上的脆响，再加上答应切点好肉什么的。但不管因为什么，肉贩和顾客之间建立某种特定的亲密关系并不算稀奇。要是肉贩再年轻点、漂亮点，那么买小羊排时就能调**，增加点乐趣。一般来说，这很正常，几次这样融洽的接触后如果相互间没什么伤害，那么女人做家务时眼中或许会闪出点火花。一般来说这很正常，但并非总是如此。比如关于阿诺这位肉贩的故事就不是这样。许多年前，在故事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新来村里的肉贩，为了接替已退休的老卖肉人。老卖肉人沉闷阴郁，不爱说笑，而且小气得很，这使这里的女人们的想法无从表露。不过，到阿诺的绯闻传遍街头巷尾时，她们开始对他交口称赞。他使小肉铺的形象得到了彻底的改观，重新进行了装修，更换陈旧的设施，装上了现代灯具。这一切完成后，到那儿去本身就是一种享受了。迎面是透亮的玻璃和钢窗，地板上还散发着锯屑的清香，更何况还有笑容满面的年轻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