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新闻人的溃败(1)

作者：胡赳赳也许是孤陋寡闻的缘故，第一次听到“职业新闻人”的提法，要等到《华夏ＷＡＴＣＨ》问世之后，孙保罗将“职业新闻人的视野”的口号印在杂志封面上，杂志的装祯设计是王道坤，他的设计曾经开创了中国平面媒体版式的一个时代，直到《经济观察报》挖掘出了邹波这样一个以前在传媒圈里不为人所知的人做版式总监，这个时代才开始转轨。“做新闻要职业！”此后我屡屡从业务领导那里听到这句话，几乎要耳提面命。我当时在一家日报的周刊工作，周刊主编是一个女人，喜欢用化名，像是个女特务，每每在报眉栏里出现她的名字时，她总是颇神秘地大笔一勾，这样“王石某”就变成“王石”了。这个名字男性化而且使用者众，由此，天下无人识君。她辖下的记者日后能在职业新闻人的道路上狼奔豕突、东成西就，其实与她分不开的。这位王石是山东人，对新闻抱有先天的敏感和后天的成见，想当初，她追求新闻的生命力和永恒性，她策划选题的立场永远站在人性的立场上，使得新闻既有故事，又有感染力。布置完选题后，给记者改稿几乎成为她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她抱着一杆毛笔，有时候是用红墨水，没有红墨水的时候就用黑墨水，扒在桌前，在记者的稿件上添添改改，这个场景几乎成为我对她印象固有的一部分，原因很简单，我自认为高明和得意的新闻作品都被她改过。而我自认为高明和得意的部分往往是我的主观感受、主观议论和主观抒情，如果真见了报，一定会让我脸红。从新闻学徒往职业新闻人的路上走，这几乎是所有抱有理想主义态度的新闻人之路。在这条路上，我们最初都没想过溃败这个词。此后，我在中国新闻社华声视点杂志社工作，由于机缘凑巧，我见到了孙保罗，因为他主抓的《华夏ＷＡＴＣＨ》和我供职的《华声视点》投资方是一家，都是“诚成文化”旗下的刊物。有一次，我奉命去广东省中山市采访“护照改革”，那次采访与以往的许多次采访不同，在以往，我习惯于单枪匹马、暗查明访，以一个“影子”的形态出现。这次开始的时候本来一样，我从北京飞抵广州之后就消失了，我在广东省公安局的出入境办理大厅与前来办理手续的群众交谈。但很快，主编就打来电话说，让我去“拜码头”，到了广州地盘上，去见见负责“诚成文化”的资方代表曾昭仁，他同时还兼任诚成旗下《希望》杂志的主编，如果采访碰到什么困难他会协助解决。曾昭仁先生是我接触到的“诚成文化”唯一人士，对于老东家“诚成文化”的全盘溃败，我现在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既不知道更多内情，也无从于对它的消亡有更多感同身受之处，唯一觉得可惜的地方是：曾经汇集了众多优秀的职业新闻人，一夜之间就风流云散，资本的险恶正在于，它会反过来咬人。孙保罗就在曾昭仁的楼上还是楼下办公我记不得了，很快，曾昭仁把我介绍给孙保罗，很快，曾昭仁提供了他的专车，而孙保罗提供了他的行政助理阿军给我做司机，我们在中山市采访了三天，一周之后，一个关于“中国护照新政”的封面故事就出现在《华声视点》上，作为一份月刊，最早对中国护照改革作出新闻反映，其机动性可见一斑，很快，《作家文摘》和《新华文摘》纷纷作了转载。我当时的主编吴洪胜是天津人，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高材生，从中国新闻周刊出来后，就一直在华声视点做主编。他是一个特别儒雅的人，从来不批评人，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头头是道，是一个适合于交谈和交往的朋友。他做新闻有个特点，相对很多职业新闻人来讲，他注重新闻策划的可执行性，再好的选题，如果不能保证一个完整的采访过程，他是不会轻易入手的。我那次去中山市采访，他还介绍我去找他的同学、当时在羊城晚报集团下的子报《新闻周刊》做主编的蔡洪波，请求要一个摄影记者跟着我去采访，当时已是晚上，蔡洪波忙着在签版，盒饭摊在桌上，都没来得及吃，由于他跟我另一个朋友私交甚好，所以交谈起来便没有障碍，他很快委派了摄影记者曹原（现在供职于《南方都市报》）随我去完成采访任务。曹原表现出了相当的敬业态度，此后我拿回他拍的片子回京，当时任《华声视点》副主编、艺术总监的法满对曹原拍的片子给予了好评，这在我们看来，实在是第一次。法满是国内第一流的图片编辑和摄影记者，在我看来，也许只有《新周刊》的前首席摄影张海儿能与他相提并论，他在杂志社里行踪飘忽，只是到出刊前他才出现，将文字稿统统卷走，带回家去做图片和版式设计。但这并不妨碍他亲自走上街头，拍出很有新闻制造力的影像。他现在在《财经》杂志做艺术总监，每年会出一个小开本的“图书”，以图书的形式来纪录财经的编年史。在广州与孙保罗的交谈中，他谈到在以记者俱乐部的方式来做《华夏ＷＡＴＣＨ》，其运作方式大概是由他的业缘关系，聚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长期给杂志供稿，而他也运作一些项目，给俱乐部的记者提供一些收入和深入采访、考察学习的机会。他的助理兼司机阿军还给我讲述了许多关于孙保罗的旧事和逸闻，但是，时间过去了，这些旧闻支离破碎，只留下他重情义、善谋略的印象。很快，由南方周末“老人”支撑而起的《华夏ＷＡＴＣＨ》在资金压力下无疾而终，孙保罗表现出志不在此的样子，“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他与妻子陈菊红选择了出国读书。这几乎是职业新闻人的最好的出路之一，在溃败的边缘，选择腾挪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