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的最后拆除(6)

“我所以撰写这本书，是鉴于北京城门之美，鉴于北京城墙之美，鉴于它们对周围古老的建筑、青翠的树木、圮败的城壕等景物的美妙衬托……它们与周围的景物和街道，组成了一幅赏心悦目的别具一格的优美画图。”城墙被剥走砖石后，其夯土被肢解、倾倒——1966年，因地铁弃土，金中都莲花池被填公顷。1970年，地铁要修车辆段，西北城墙外的太平湖就势被城墙的灰土填平。而在3年前，在“文革”风暴中不堪凌辱的作家老舍，在此投湖自尽。天坛、日坛，也成了堆放城墙灰土的“垃圾场”。……备战，一直是拆毁城墙压倒一切的理由。1950年，为在“抗美援朝”期间可能遭遇敌机空袭时疏散人口，北京市在内城城墙上开了6个豁口。1号豁口是大雅宝胡同豁口；2号豁口是北门仓豁口，即十条豁口；3号豁口是旧鼓楼大街北豁口；4号豁口是新街口北豁口；5号豁口是官园西豁口；6号豁口是辟才胡同往西的松鹤庵胡同豁口。而这一次，备战彻底要了城墙的命。与城墙一块遭殃的是护城河。在修建地铁的同时，内城东侧、西侧和南侧的护城河被盖了板、修成暗沟，这显然与战时由东向西往山区疏散人口的计划有关。郑祖武被委任为北京地铁规划设计的主持人。他向笔者回忆道：修地铁一期工程的时候，地铁从北京火车站出发，经崇文门、正阳门绕过去。正阳门正在维修，架子都搭好了。大家就说，不必修了，要拆了。这时，总理出现了，要求修下去。侯仁之老先生，当时是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他提出崇文门、宣武门必须绘图留资料。规划局就派人做了。“文革”一开始，我们就被打倒。彭真倒了，紧接着杨勇也倒了，万里也倒了。过去的地铁领导小组不存在了，又成立了一个新的领导小组。我被扣上了“黑帮爪牙”、“市委黑帮”的帽子，被下放到密云、怀柔劳动。我整天推石头，腰被扭坏了。1971年，我从山里被放出来，那时地铁二期工程、二环路全线已开工了,城墙被全部拆完了，发动了群众，地铁的槽都挖出来了。地铁一期工程搞的是三级防护，埋得比较浅。可是在极左、搞备战的情况下，地铁二期工程比一期深四五米，稀里糊涂地搞成了二级防护。这要花多少钱？！是谁决定的？到现在也没有人承认。我最大的意见是：地铁二期工程费钱，比一期工程费得多；车站大，附属设备多，很浪费。这个费钱不是百分之几十的问题。我回来的时候，还被视为犯错误的对象，还是敌人的一头。当时二期工程还没有设计，但深度已确定了，各施工单位抢活就挖。周永源向笔者回忆道：1965年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就修地铁，从城墙挖下去，把护城河填了。这之前是外城城墙拆得多；内城城墙，朝阳门要塌了，不修它，就拆了，其实修修也可以保护。以前内城城墙是拆了一小部分，大部分是修地铁拆的。拆以前，周总理看了一圈城墙，看来看去说：唉呀，前门楼留下吧！德胜门可能由于工力不够了，先搁一搁，腾出力量再说吧！到了“文革”末，地铁快修完了，拆了吧！专家反对，谷牧副总理负责处理此事，他说：不拆！作为兵器博物馆。东南角楼，为什么留下了呢？是地铁转了弯，侥幸留下来了。西南处的城墙也是如此，地铁是圆角过，这个方角就躲开了。后来，维修时搞得不好，不像原来那样了。北京气候干燥，应多保留水面，改造小气候。可用城墙的土填了太平湖，把莲花池填了三分之一。这是胡闹！无政府！梁思成呢？他被“文革”的风暴打倒了。一张大字报给这位“反动学术权威”画了一幅漫画——脖子上挂着北京城墙，下书他的那句赞叹：“我们北京的城墙，更应称为一串光彩耀目的璎珞了。”在梁思成的日记和工作笔记中，关于北京修地铁拆城墙的事，只在1966年留下两次记载：4－3星日晴选举区代表，流动票箱送到家投票。10:00，地下铁彭家骏等三人来谈正阳门地基，约定星二上午去看。血压190／90……4－5星二晴上午至正阳、崇文看城楼基础，顺便取回洙手表。今日清明，山桃已盛开……下午5:00散步，甚晕。那时，“文革”的阴霾就在眼前了。为使修地铁不拆正阳门而去看地基，梁思成当然愿意。可是，日记里仅有的这两段记录，是那样不动声色。林洙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记录：当思成听到人们拆城墙时，他简直如坐针毡，他的肺气肿仿佛一下子严重了，连坐着不动也气喘。他又在报上看到拆西直门时发现城墙里还包着一个元代的小城门时，他对这个元代的城门楼感到极大的兴趣。“你看他们会保留这个元代的城门吗？”他怀着侥幸的心情对我说，“你能不能到西直门去看看，照一张相片回来给我？”他像孩子般地恳求我。“干吗？跑到那儿去照相，你想让人家把我这个‘反动权威’的老婆揪出来示众吗？咱们现在躲都躲不过来，还自己送上去挨批呀？”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忽然，我看到他的脸痛苦地痉挛了一下。我马上改变语气，轻松地说：“告诉你，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我那个亲爱的丈夫的健康。除此以外什么也不想。”我俯下身，在他的头上吻了一下。但是晚了，他像一个挨了龇儿的孩子一样默默地长久地坐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