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的最后拆除(5)

与和义门的发现相似的是，20世纪70年代在拆除北城墙过程中，在后英房、后桃园、旧鼓楼大街豁口、安定门煤厂、德胜门以东及北京106中学等地，发现10余处元代居住遗址。其中，后英房胡同元代居住遗址最为重要。这是一处非常讲究的大型住宅，由主院、东、西跨院组成，总面积2000平方米。墙内“藏宝”的事，还在1952年8月19日开辟安定门东城墙道路豁口时碰到过。当时在城墙内掘出元代刊立的“元京畿都漕运使王德常去思碑”一块，碑文记有元代漕仓制度等，史料价值极高。和石碑一同出土的还有许多焦残的大木梁材，木材上彩画轮廓清晰可辨。阜成门。原为元大都西城墙南侧门“平则门”。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重修，明正统元年（1436年）重建，正统四年（1439年）竣工，取《尚书·周官》“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之典，改名“阜成门”。阜成门是通往京西门头沟的门户，明、清所需煤炭，皆由阜成门进京，故在阜成门洞内，北侧平水墙上砌有镌刻梅花之石条，以谐“煤”之音，有“阜成梅花”之称。1965年，阜成门城楼被拆除。内城西南角箭楼。位于今复兴门南大街与宣武门西大街交会处，形制与东南角箭楼略同，建于明正统元年至四年（1436年至1439年），1920年楼顶已残破，30年代拆除箭楼，仅存城台。1969年，内城西南角箭楼城台被拆除。经历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北京地铁的修建之后，北京的城门只剩下了“一对半”，“一对”即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半”即德胜门箭楼；角楼只留下了内城东南角箭楼；城墙只在崇文门至东南角箭楼之间以及内城西城墙南端残存了两段。这两段城墙和内城东南角箭楼，是因为地铁拐弯而得以留存。遗憾的是，1988年，内城西城墙南端的那段城墙被修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假古董，大量夯土被挖走，外表“焕然一新”。就其形制来说，修建者显然想将其设计成内城城墙与外城城墙交会处的碉楼形制，但原来的碉楼是与内城城墙的敌台相接的，并非筑于敌台之上。下表为北京内城、外城、皇城城门被拆或毁的基本情况:（表略，见原书）多年以后，一位当年参与拆除城墙的中学生写下如此之忏悔：昏日。人海。尘雾。1969年冬春之交，复兴门城墙边。城墙像一根巨大的糖葫芦，黑压压的人群像是那趴满糖葫芦的蚂蚁。在昏黄的阳光下，北京市民从四面八方扑向城墙，用锨镐撬杠肢解这条奄奄一息的长龙。从它身上剥下来的鳞片—那一米多长的方砖，被各种卡车、三轮车、板车、马车、排子车和手推车，源源不断地运到全市各个角落去砌防空洞。“深挖洞”是不可违抗的最高指示，而城墙则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对象，于是北京人拆得极为疯狂，各单位着劲干，比谁的装备多，人力强。在那尘埃漫漫、刀斧霍霍之中，一种同那个时代非常对味儿的破坏欲支配着这些人，使他们除了冷酷和残忍的竞赛之外，压根儿没想到自己是在剜挖北京的骨肉和民族的精魂。那时我还是一个中学生，也陶醉在复兴门城墙边的狂潮中，挖得同别人一样起劲儿。那时我还不知道世上有个梁思成。那时，北京城墙在我的想像中绝不比郊外任何一个土丘更有价值。那时，对一个中学生来说，历史是从红旗如海的**广场开始的……当这座城墙消失之后若干年，我才从北京史专家侯仁之教授的书里读到，在50多年前，当一个青年学生面对北京城墙时的惊魄**——“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对当时称作文化古城的北平，心向往之，终于在一个初冬的傍晚，乘火车到了前门车站。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一瞬之间，我好像突然感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中。在相继而来的岁月里，尽管风雨飘摇，甚至狂飙陡起摧屋拔木，但是这粒微小的种子，却一直处于萌芽状态，把我引进历史的殿堂。”……杠撬锤击，夜以继日。城墙虽然出乎意料的坚固，但终于崩溃了。被剥尽了鳞片之后，她就像一个扒光了裙衫的老妪，露出了千疮百孔、惨不忍睹的身体。在她身边，剥下来的鳞片堆成小山，标上某某单位或个人所有的记号；暂时运不走的，派人日夜看守。当全市“深挖洞”和居民盖小房的原料基本满足后，“拆砖热”渐渐凉了，人们便不再理会这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只有清华园里还有一个老人在暗暗为她哭泣。梁思成1950年曾撰文力陈城墙存废之得失，他说：北京城墙除去内外各有厚约一米的砖皮外，内心全是“灰土”，这三四百年乃至五六百年的灰土坚硬如同岩石，粗估约1200万吨，堆积起来等于12个景山，用20节车皮需用85年才能运完。然而，这位大师所不敢想像的事情，在仗着人多、具有“愚公移山”传统的中国人看来，不过是小菜一碟，轻而易举就解决了，只是他们不知道糊里糊涂移走的竟是自己的血脉。于是愚公的后代子孙只有到外国人写的书里去凭吊北京城墙的遗容了。1924年在巴黎出版的十三万言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便成为世界上最完整的此种资料，书的作者是瑞典人奥斯伍尔德·喜仁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