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小平同志反映上海的问题，险遭不测(1)

在飞机上，我遇到了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我和炳南同志过去就熟悉，老友相见，分外亲切。炳南同志此次是出差到上海，他于前一天就给我来电话，想要来看我。我担心这位正直的老朋友受株连，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就在电话里对他说：你不必来，我马上要去北京了，我们到北京见面时再谈。没想到第二天能同机赴京。王炳南一见我，便不顾一切地赶上前来同我握手、拥抱。

《陈丕显回忆录》修改手迹

为了与炳南同志叙谈，我先甩掉了身边的“尾巴”。这条“尾巴”是马天水安插在我身边的。马天水为我饯行时，提出派一个警卫员跟我去，我心里明白，便说：“不必了，有儿子东棋送我去就行了。”马天水却坚持说一定要派一个人跟去，我也就不好再推辞了。其实，我知道，他们明里说是给我派警卫员，实际上是马天水他们派来监视我行踪的“钉子”。

王炳南与我那位“警卫员”换了位置，使警卫员离我们老远。我俩便在一起说起悄悄话来。王炳南知我被关了八年，对这些年风云变幻不甚了解，就一五一十地详详细细地给我介绍他所了解的情况。其中讲得最多的是“四人帮”如何作恶多端，搞得天怒人怨的事。这些事，虽然大多是我闻所未闻，但凭我和**、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一伙人多年打交道中对他们的了解，这些人的罪恶行径及倒行逆施，倒也都在我意料和想象之中，并不惊奇。与世隔绝如此之久后，突然遇到一位老朋友能推心置腹地谈这么多平日里无处可说的话，一时间畅快无比！同时我隐隐感觉到，这帮混蛋坏事做尽，恐怕离垮台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飞机降落在西郊机场，中组部有人来接我，我便问那个“警卫员”：“你到北京来过没有？”他说没有来过。我说：“那你就不必陪我啦，你可以到城里去住，在城里好好玩玩。”后来我知道，他当天晚上就把我的情况报告了张春桥安插在公安部的那个亲信，由他向张春桥汇报。

我就在中组部招待所住了下来。第二天，叶飞、谭启龙、江渭清、彭冲、廖志高等同志就到我住的地方来看了我。他们是到中央来参加十二省市委第一书记会议的。老战友相见，恍若隔世，大家都庆幸能在大劫中幸存下来，叙了一番离情别绪。谈到这些年在“四人帮”肆虐下大家受到的迫害，谈到许多被迫害忧愤而死的老战友，愤慨之余不胜嘘唏。

10月14日，也就是到北京后的第三天上午9时，我给小平同志的秘书打了个电话，说我已于12日到达北京，向中组部报了到，请转告小平同志我向中央报到。半小时后，便接到小平同志秘书王瑞林的电话，说小平同志十点钟见我。

十点钟，我坐叶飞同志的车到了小平同志的住处，由王瑞林引我到会客室，随后小平同志就出来了。他一见我就十分亲切地握住我的手久久不肯松开，动情地说：“丕显同志，你吃苦了!”“文革”中，小平同志被“四人帮”打成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受的冲击、受的打击、承受的压力、遭遇的迫害，肯定比我们多，可他一见我，反而先慰问我。我又一次感受到党中央对我的关怀，又一次感受到组织的温暖。想到这**年远离组织的苦楚，我的眼睛顿时潮湿起来，似有千言万语要向他倾诉，可是一时间又不知从何说起。我本来应问问小平同志身体状况，应该向小平同志请安的，没想到我还没开口，小平同志接着关切地问道：“身体怎么样？还好吧？”

“身体不太好，比较虚弱，白血球持续在一万几千，又找不出原因。糖尿病靠药物控制，血糖偏高，鼻咽肿瘤部位情况尚好。”我回答说。

小平同志看出我听觉不太好，就问我：“你听力怎么样？”我说我的听力比以前差了。

小平问：“婆婆娃娃怎么样？”

我说：“谢志成身体不太好，这次没有来。三个孩子老大在江西，老二在贵州，老三在南京。”

小平说：“你先休息几天，然后去医院检查身体、治病，去北京医院、三?一医院都可以。到北京开会的第一书记有人去看你吗？”

我说：“谭启龙、江渭清、彭冲、廖志高他们都来过。”

叙了会儿家常后，我谈起了上海的情况，我说：“上海的形势并不太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上海还有万余名干部被他们下放到工厂去‘战高温’，没有工作，没有落实政策；二是上海关于工业情况的汇报中，报告的许多成绩是假的，掺了水分的，不要相信；三是上海的派性很厉害，将严重影响上海今后各项工作和生产发展。”

小平听了我的汇报，开玩笑说：“你情况知道得很清楚嘛，你不是没有自由吗？”

我说：“是的，我是没有自由，我家武康路对面的楼上就有人成天在监视我。谁进出我的家，他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就像当时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受敌人监视一样。但仍有不少人不怕他们那一套，上门来看我。我怕他们倒霉，受我影响，总劝他们不要来。王洪文他们让我搞调查研究，我就到工厂、农村去，工人、农民向我反映了不少情况。”小平同志要我住到京西宾馆去，这样可以知道现在第一书记是怎么工作的，还问我去看了耀邦没有。我说还没有，他要我去看看耀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