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许多年了，但是那期间发生的一幕幕往事，至今仍挥之不去，时常浮现眼前。这段长达十年的浩劫，不仅给亲身经历过的人们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更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沉痛的教训和思考。“文革”，已成为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的一个值得反思、给人以警示的难得的反面教材。以此为鉴，我们今后可以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正是这个缘故，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研究和总结，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总结概括出了许多的经验教训，对防止“文化大革命”历史悲剧的重演，有着重要作用。

我是这场大浩劫的幸存者，多年来始终有一个愿望，就是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了解的情况为基础，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对这段历史进行一番回顾与思考，并作为“一家之言”进行探索和研究，给自己一个总结，给后人一个鉴戒，给历史一个交代。同时，我也想以这种方式，对在磨难中曾关心支持过我、我的子女、我的全家的小平、耀邦、叶帅、陈老总、谭老板(震林)、粟裕、黄知真等同志，以及曾与我一起挨批斗并一起抗争、一起经受考验的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同志表达我的怀念和哀思。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了正确的总结。《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科学地分析了产生“文化大革命”这一错误的社会原因，以及应当吸取的教训。《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决议》还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错误，**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

我完全拥护这个决议，并遵循这个决议所阐明的原则，以我在“文革”中的经历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探索与研究。

我从1952年初调到上海之后，在那里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我的这本书主要是讲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是全国“文化大革”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它同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上“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许多重要的人物和事件，对全国的“文革”有着重要的影响，如《**同志委托**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所谓的“一月革命风暴”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或者说是“一月革命风暴”的中心。

现在我们弄白了，这些重要事件都是**、**、张春桥、王洪文、文元等阴谋家、野心家，为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而进行的阴谋活动。而他们在进行这些阴谋活动时总是打着冠冕堂皇的革命旗号，把上海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基地。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并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造成这么大的灾难，除了**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原因以外，还有其他许多更重要的原因。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四人帮”利用**同志的错误，极力鼓吹个人崇拜，挑拨制造事端，诬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此，广大干部、群众强烈不满，他们采取各种方式，同这些祸国殃民的阴谋家、野心家进行不屈不挠的抵制斗争，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可歌可泣的抗争之歌。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从一个角度揭露**、“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反映广大干部、群众同这些害人虫的斗争，并总结出一点经验教训，以防止文化大革命”或类似浩劫的重演。如果它能为上海的**党史研究，为从事“文化大革命”历史研究的有关研究机关及专家学者提供一些资料和参考，我将感到无限欣慰。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北京和上海许多相关部门、单和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书中的缺点、错误是难免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199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