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心交往五十年（代序）(4)

正如**二十年前对青年特点的分析那样，青年们要玩、要娱乐，要学习、要工作，要恋爱结婚，我们这些青年，也到了恋爱的年龄。父亲常批评我和一些年轻，不要认为恋爱求婚是羞于启齿的事，年轻人应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家庭。同时，父亲也不赞成一味地强调晚婚，但可以适当晚育。父亲还为四对男女青年作过红娘。一次他对小津讲起丕显叔叔在苏区儿童团与一个叫八妹子的姑娘相好的故事。小津把这故事告诉给他父亲，丕显叔叔一下子就猜到这是耀邦说的因为这个秘密只有我父亲知道。丕显叔叔也还以颜色：“耀邦年轻时候的故事，我也不是不知道啊。”关押监禁的生活也没有禁止丕显叔叔对人生情趣的回忆。

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小津匆匆跑看我父亲是否安全。父亲送他出门时脸色凝重，声音沉痛地对他说：“今后要丢掉一切幻想，告诉阿丕不要再想出来工作了。”

五、未竟的事业

“文革”结束，经过全党的努力，改革开放的大业如春潮而起，我国的经济体制要改，治体制要改，思想文化体制要改，就是**的领导也要在改革中加强，在改革中发展。

父亲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对事业看得很重。他对丢弃事业一味大树特树什么思想、权威、接班人的做法向来不以为然。“文革”中，他多次让我看1956年**纪念孙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文章。**说孙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制，推动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我们中国**和一切进步力量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到2001年，也就是到21世纪中国应该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段话深深地感动了他。但现实和理论相距太远，我父亲说，像“文革”这样搞法，不要说建成伟大社会主义强国，中国老百姓恐怕连饭都吃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逐渐明确了所要从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端了党的指导思想。我父亲先是大胆为解放老干部而效力，后又为识别、选拔年轻干部、四化干部而努力。因为他知道改革开放的事业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中国**要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走自己的路，真正建设成一个民富国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寄希望于从实践中涌现出来的优秀的年轻人。他明白自己也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事业只是一个未竟的长期事业。

为政谋国，他十分积极，虽有困难但也无法遏制他所处职位的责任感和热情。同时，他的两位“红小鬼”出身的战友也处处帮助他、提醒他、规劝他、合他。谭启龙同志“文革”后先任青海省委书记，后任四川省委书记，1982年在他68岁时，率先向中央提出辞去领导职位，退居二线的请求。丕显叔叔则在1980年就向邓小平同志推荐了38岁的年轻干部王兆国同志这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为证，小平同志于1982年7月4日《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一段讲道：

“前年，我同陈丕显同志到第二汽车制造厂，有个副厂长陪着我们参观，我发现这个人不错。我说他不错指什么？一个那么大汽车厂，他是技术骨干，工作胜任，这是讲能力。他的年龄那个时候是三十八岁，现在四十岁。更重要的一点，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的，他是反对打砸抢的，以后一直是表现好的，包括对待所谓‘反右倾翻案风’这些问题在内，这样的人才特别可喜。这样的人有的是，且容易鉴别。……这件事要放在我们经常的日程中间。我们讲了几年了。大家一致认为是一件大事，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不解决选拔人才的问题，我们交不了班，历史会给我们写下一笔。”这位副厂长就王兆国同志。

在小平同志和丕显叔叔的推荐下，我父亲不敢怠慢，并代表组织亲自作了察。自兆国同志来京工作后，从不走门子，拉关系，在我父亲在职时，我从未见到他来过我家。以后我有幸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十年。我从事的工商联工作和非公有制代表人士的工作那时是有相当风险的，就在今天困难亦为不少，到关键时刻他都能站出来为我们的工作说话，表明态度。

我父亲和丕显叔叔从中央苏区儿童团、团中央时相识，直到五十年后又在中国**中央书记处共事，在党的历史上确实罕见。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大好年华所从事的民族伟业，使们深感党的建设的重要性。他们越是接近暮年的夕阳岁月，越是对德才兼备的人才、年轻干部、专业人员、企业的经管理人员充满着希望和期待。“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是我父亲1958年在南阳隆中诸葛亮草堂改写的一副对联。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们两人在一次会议上，又为在场的年轻人挥笔寄语：“致力四化建设，勿忘振兴中华。”了推进改革开放事业，更多地提拔年轻干部，1983年，党的十二大以后，党中央以干部四化为标准提拔了一大批年轻干部，又于1985年召开了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给年轻干部的筛选、任用再铺设一级台，再进行一次全党性的选拔。这次会议得以召开，丕显叔叔无疑是个积极分子、促进派，其作用应充分肯定。

我父亲于1989年4月15日逝世。他的墓地在江西共青城的一座山丘上，面对开阔的鄱阳湖，墓碑后是一排茂密的青松。墓碑上刻有他的头像，撰有他的生平，他双眼凝视的前方镌刻着党徽、团徽、队徽，三枚徽章代表一个组织整体。胡耀邦、陈丕显、谭启龙、赖大超只是这一整体中的一分子、一滴水，由于整体的存在，他们将永远不会干枯。中国**的发展和广大党员的成长、奋斗密不可分。**所以有今天的执政地位，绝不是与生俱来的，否则何以要付出这样大的代价和牺牲；同时这种执政地位也不会是一劳永逸的，否则何以和中国**有着同样奋斗历史的苏联**会顷刻瓦解覆灭。今天的**人应该面向未，重视自己的历史，让历史中的每一个人物都能重新“复活”起来，让党的历史陪伴着党的生命，如影相随，继续谱写出史诗般的壮丽画卷。

2004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