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心交往五十年（代序）(3)

忽如一夜“文革”来，一时天旋地转，人妖颠倒，批判、夺权、斗争席卷全国，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反动路线要斗，走资派学术权威要斗，黑五类要斗，红小鬼也要斗，刘邓要斗，还有带枪的“刘邓”最后也跑不了。我父亲1966年8月就被停职打倒。1966年10月，丕显叔叔参加央工作会议，当时他的心情复杂、彷徨，心中无底，遇到的熟人也都紧张而忧郁。什么是党内走资派？他的心理活动正像他的回忆录描写的那样：“这种提法实在是令人不安。究竟什么样的人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我们在心里暗暗为自己划线。我们是当权派，这是没有疑的；扪心自问，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说工作中的错误，肯定是有的；但不仅没搞资本主义，连想都没有想过。因此，我们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看看周围挨整挨打的、被斗自杀的，都是和我差不多的人，田家英、邓拓在运动之初就自杀了，何长工、张霖之被点名，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没有哪个有安全感，随时备被揪被斗。这样看来，运动的重点又好像恰恰是我们。……我还很惦念耀邦，他被揪出来了……”

**给全党、全国人民出了一道难而又难的难题，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什么人是走资派？正当丕显叔叔绞尽脑汁，费尽心思，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时，很快上海就变成了“文化大革命”夺权的中心焦点。正如一则谚语所言，寓言换个说法，指的就是你自己！何苦多想，那时的当权派就是走资派，陈丕显是当权派，必然也是走资派，如果不想当走资派就必须把自己骂个狗血喷头，跟着中央文革的指挥棒走。

“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阶段，“****真是天下第一奇事。夺权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就出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经济文化中心上海，首当其冲的人物就是陈丕显。1967年1月1日凌晨3点，周恩总理亲自打电话给陈丕显，指示他担负起领导责任，维持革命秩序，抓革命，促生产”。中央文革那一条线却策划着一场夺权阴谋。1月4日《文汇报》夺权，1月5日《解放日报》夺权。1月12日凌晨上海造反派冲进市委大楼，抢走了市委大印，宣布夺权成功。同时在人民广场召开几十万人大会，扣押了陈丕显、曹荻秋等领导人。1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社论。社论说：“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个无产阶级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群众把叫作伟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张春桥为此作注：“苏联十月革命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我们上海的‘一月革命’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这两次革命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深刻的大搏斗。”至此丕显叔叔带着鼻咽肿瘤，开始度过了八年囚禁的囹圄生活。

四、寄语囹圄

我父亲1971告别了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回京家居赋闲。随着父亲的到来，家中的客人也多了起来，热闹起来。先是我们兄妹的同学来，同学又带着他们的朋友来，接着受到冲击的干部来，以后没有受到冲击的干部也来……我父亲接触的人越来越多，方方面面的信息也使他更多地了解了外面的情况，开始了新的思考，也开始了他和客人、来访者的谈话。他戏称他是没有分配工作，没有职务，不在台上，但仍然可以在台下做些工作的老家伙。一次丕显叔叔的长子陈小津来到我家，他向我父亲述说了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他父亲的经历和仍被关押的现况。以后他往来更加频繁，粗略统计，约有三十次之多。十分感谢丕显叔叔的遗作，他对这些谈话作了真实的追述。

我父亲以他亲身经历，结合当时文革的感受和他对主席的了解，就丕显叔叔的问题不断对小津讲：“**是我们崇敬的领袖、长者对主席一定要认错。如果你不认错，难道说群众错了？难道说**他老人家错了？当然，要认错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可取的，另一种是不可取的。一种认错方式就是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的错误，请主席关心，向主席提出请求要求解除监禁，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要求分一些工作；另一种，就是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并具体告诉小津给主席的信应该如何写：“要在信中表示：多年来一直想念**，好多年没有见到过主席，过去主席经常耳提面命，经常能听到主席教导。这么多年没有见到主了，很想念主席。虽然没有见到主席，但一直在认真读**的书，检查自己的错误。愿意继续跟战争年代一样，在**的导下，跟**一起干革命。”

父亲向狱中战友的寄语，对“红小鬼”时的朋友存在着极大的影响力。1974年9月9日，丕显叔叔给**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没有见到您老人家将近八年了，我时常想念着您，我对老人家和亲爱的党有深厚的感情。……我仍在隔离审查中，长期没有过党的生活，又长期没有工作，思想落后于形势太远了，内心十分着急。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恳切要求主席和党对我早日从宽处理，给我一点我可以做的工作，得在实践中彻底改造自己。……”此信真灵，**天以后作了批示，丕显叔叔才摆脱了八年囚禁囹圄的生活。我父亲这样劝导丕显叔叔完全是真诚的，他们倾心相交几十年，目前他所处的环境太残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