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心交往五十年（代序）(2)

谈话的第二个层次是怎么选拔青年干部。团中央提名的团中央委员，三十岁以下的只有9个。经**、党中央审议后增加到六十几个，**认为人数还不多，他说三国时代，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孙权任命他为东吴统帅，老将们不服，孙权的任命不改，结果周瑜大败曹贼，火烧曹营连环战船。他认为干部的威信是逐步建立起来的。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实践中了解。他还诙谐地说有“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团中央的威信已经相当高了，有些人还不佩服，慢慢会佩服的。“小伙子刚上台，威信不高，不要着急，不受点批评不挨点骂是不可能的。”

谈话的第三个层次，是讲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在十五天之前刚刚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此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在和青年团干部的讲话中，他先是从青年特点、生理需要、青年工作娓娓道来，最后归结到党的总任务，话语不多，画龙点睛。“青年团如何执行这个总任务，你们应当按照青年的特点，作出适当的规定。”他的结语既指出了青年团今后十五年的奋斗方向，又为团中央今后独立工作留下了广阔空间。

多次披览此文，掩卷思索，真让人有如坐春风，如临碧波之美。**说的“小伙子刚上台，威信不高”所指何人呢？我认为这里既指个体，又指群体。红军时期的红小鬼就是一个群体，这批幸存下来的红小鬼都变成了小伙子，成为党政军中的领导骨干。在我父亲任青年团第一书记的当年，**签署文件，调“小伙子”陈丕显同志任上海市委第四书记并代理第一书记。因为第一书记的陈毅同志在华东军区上班；第二书记刘晓、第三书记刘长胜即将离任。中央对陈丕显同志的委任所寄托的信任可想而知。

三、红小鬼的沉浮起落

“红小鬼”在文革时期先由**叫响。1966年8月她在群众大会上先说胡耀邦从“红小鬼变成胆小鬼”。1967年4月她在《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又气急败坏地把“红小鬼”陈丕显骂作“黑小鬼”。另一个“红小鬼”谭启龙在党的九大之前还未解放。不管怎么骂“红小鬼”，似乎在革命队伍中人们的心目中，“红小鬼”仍是一种亲昵温暖的爱称。陈丕显的同辈人和上级都不叫他名字，总叫他阿丕。难怪《长征组歌》的作者萧华上将在“文革”中被迫检讨时，也总要说一句“我是一个红小鬼！”

1929年陈丕显、谭启龙、胡耀邦同时参加革命：谭15岁，胡14岁，陈13岁。他们都做过地方儿童团的工作。三个人在肃反过程中都被打成过AB团反革命分子，丕显叔叔又多了一项罪名——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他们三个人最后均侥幸存活下来。1933年我父亲和陈丕显同在瑞金的中央苏区团中央儿童局工作，同吃同住，朝夕相处。他们在儿童团共事的时候，丕显叔叔是我父亲的上级。他是团中央儿童局书记，赖大超同志负责组织工作，李秀英同志负责福利工作，我父亲负责宣传并兼《时刻准备着》杂志的主编。他们一日只能吃两餐饭，吃的菜既无油又缺盐，但革命热情很高，生活也很愉快。一首《共产儿童团歌》反映了红军时期小小儿童团员们蓬勃的朝气和争取未来的远大志向：

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

我们是中国共产儿童团。

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

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

小兄弟们啊，小姐妹们啊！

我们的将来是无限好啊！

携起手前进，时刻准备着，

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

红色的儿童，时刻准备着，

拿起刀枪参加红军。

打倒军阀地主，保卫苏维埃，

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

不难想象，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红小鬼，今天打着小鼓，吹着小号，接检阅，明就要拿着刀，冲入战场；牺牲了多少人，又有多少人长眠在雪山草地和湘赣闽粤的苍山林海中，幸存下来的人真是少之又少。存活下来的人最后毕竟看了新中国的成立，亲历了**由一个革命党成为执政党的历史过程。

当时的儿童团就是现在的少先队，儿童局就是现在的团中央少工委。凯丰任少共中央局书记刘英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张爱萍任少先队中央总队长。1933年8月，他们结识了毛泽覃同志。泽覃是作为“邓毛谢古”帮派被批判的重点对象。因有被打击的共同经历，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很多很多。此时**也因“右倾”受排挤离开反“围剿”的战场而赋闲，经常来看他这个倔强的胞弟。以后，丕显叔叔调往闽赣负责团省委工作，赖大超同志任中央儿童局书记，我父亲升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

抗日战初期，共青团随之改名为青年救国会，我父亲和丕显叔叔又在延安会面。丕显叔叔任共中央东南局青委书记、青年部长，我父亲任西北青年救国会常务委员、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政委。革命阵营扩大了，抗日局面打开了，我父亲经过长征，丕显叔叔经过三年游击战争，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两人的友谊更加深厚了。

解放后，父亲在团中央工作十年，后到湖南、陕西。丕显叔叔则在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上海工作达二十三年之久，其见识、经历很丰富，工作的繁忙程度要超过我父亲。父亲关心上海方方面面的发展，丕显叔叔在繁之中也不忘支持、指导上海市的青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