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其不幸，怒其不争(3)

正因为这一点的“出名”，中央电视台曾专门作过专访。《经济半小时》记者孙青、徐胜对２００多个民工子女的丢失作了详细的报道：

昆明对失踪儿童没有统计数字

打拐力度加大解救比例仍很低

究竟整个昆明有多少儿童失踪。采访中，昆明当地的公安机关没有给出一个云南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屡次发生儿童被拐卖的现象，被拐儿童数量4年达到200名。昆明市公安局在3个月时间里，共派出警力1000多人次，足迹遍布贵州、广西、浙江、安徽、福建等地，行程5万多公里，摧毁了4个拐卖儿童犯罪团伙，抓获47名涉案犯罪嫌疑人，成功找回、解救出63名失踪儿童，这些孩子大多是在昆明打工的农民工子女。确切的数字。但是他们承认形势确实严峻，也为此组织了一次又一次专项打拐行动。２００３年昆明市“１０８”专项打拐斗争中，当时昆明的警方到福建晋江，和当地警方联手，辗转10多个县市，展开了一次抓捕解救行动。根据群众举报的线索，晋江市公安局民警化装成买主来到一个叫陈埭镇的地方，在一个不足１０平方米的简易房里，两个待价而沽的婴儿被随意地放在一张破木板床上，睡得正香。坐在床边的一个老妇人，听说是来看孩子的，马上向侦察员谈起了她的生意经。这个自称干这行10余年的老妇人给两个孩子分别开价１．７万元和２万元。

独自玩耍的民工子弟第二天中午，在外围民警布控完成之后，侦察员再次来到小屋，见到了所谓主事的老板。见时机成熟，守候的民警迅速包抄，抓获了４名犯罪嫌疑人。这名叫曾培月的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只是负责直接面对买家，更大的上线是一个叫吴美忍的女人，她们搞批发，家里有更多的孩子。于是公安民警直扑位于晋江市罗山镇的吴美忍家。推开她家的房门，只见一张大床上放着３个正在哭闹的婴儿，旁边童床上还有两个，他们全部是只有几个月大的男婴。他们被公安局顺利解救。犯罪嫌疑人交代，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着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从事这些违法勾当。犯罪嫌疑人说一个孩子卖１．１万元。

随后，公安民警又乘机追击，继续进行解救行动。解救的一个４岁男孩叫圆圆。解救他的时候，他正和收买他的那家人在一起。圆圆一年前被这家晋江人以１６１００元买下来的，解救时已和这家人有了感情。在晋江市罗山镇解救出来的男孩子叫乐乐，当时还只有５个月大，虽然还没有被人贩子卖出去，但是已经明码标价——１．７万元。还有一个叫亮亮的男孩是在三明市湖美镇解救出来的。他最后的成交价是２．３万元。这个不幸的男孩虽然只有３岁，但被转手倒卖多达１１次。在这次行动中，昆明、晋江两地警方共解救出１８名受害儿童，抓获犯罪嫌疑人３６名。在3个月的会战结束后，昆明市公安局摧毁了４个拐卖儿童犯罪团伙，抓获４７名涉案犯罪嫌疑人，成功找回、解救出６３名失踪儿童。

孩子上不起幼儿园学前班

生活环境恶劣人贩子猖獗

昆明那些丢失孩子的家长，现在都把希望寄托到了公安机关。昆明警方也多次约见他们，安抚他们焦灼的情绪。可是，面对众多家长求助的目光，警方有时也觉得无可奈何。

就拿官渡公安局来说，他们一年用于刑事案件的破案经费是４０万元，现在每年打击拐卖儿童的经费占到了１７万元。但拐卖儿童的案子还是在增加。他们认为，打击拐卖儿童不是一个简单的“打”字就能解决，这里面牵扯到城市在户外打扑克的民工们化的进程、“城中村”管理、民工权益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警方在采访中反复向我们强调，这些孩子特殊的生活环境给人贩子下手提供了很多便利。

一个家长告诉记者，上学前班一个学期要四五百元，其他的幼儿园一个月要１００多元，他们根本出不起。

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大都收入不高，而且来源不稳定，全家的收入通常在１０００元左右，除去房租，他们的收入也只够温饱，一台不大的电视机就是他们全家最值钱的财产。经济不宽余，他们也很难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而当地并没有因为外来人口的大量增加而考虑配套相应的公共设施，也没有适应这些孩子的学校，因此，家长基本上都把孩子带在身边，摊点旁边就是孩子成长的地方。拐小孩在这里很容易得手的，有的抱着小孩说，我给你买一个玩具，还有的就是给一颗大白兔奶糖或者一瓶酸奶，小孩子就乖乖跟他走了。

家长疏忽犯罪分子得手

孩子丢失悲剧尚未结束

除了一些现实的客观问题造成了儿童的大量丢失，家长的疏忽则给了犯罪分子予下手的机会。记者在官渡区的几个村子里看到：孩子们都自顾自地在巷子里玩，周围的人都忙着做各自的事情，没有人理会这些孩子。

一个小姑娘已经独自玩了很久，根本看不出谁是她的家长。记者询问周围的人，他们既不知道这小孩是谁家的，也不知道她的父母长什么样。

没有人知道这个小女孩是谁家的孩子，记者不禁有些担心，于是带着她去找孩子的妈妈。当记者确认眼前一位打麻将的女人就是孩子的妈妈时，就更加为小女孩的安全担心。但是，忙着打麻将的妈妈似乎不以为然：“她不会乱跑的，一般都在那条巷子里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