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其不幸，怒其不争(4)

这户人家正是丢失孩子王兴普的邻居，但王兴普一家人的悲剧似乎并没有对她产生影响。

记者还在路边看到一个孩子正在酣然入睡，地点是在王兴普另一家邻居门口的三轮车上，记者观察了有半个小时，也没有人来照看一下。

就在记者采访王宗灿夫妇的时候，另一家孩子的走失再一次让记者感到犯罪分子的猖獗。孩子就是在记者采访的当天上午１１点左右在村子的一个墙角丢失的，这里离王宗灿家不到２００米。当时孩子的爸爸不在家，孩子的妈妈上楼照看另外３个孩子，１１点的时候，这里人来人往，相距不到２０米远的小伙子像往常一样在打台球，一些孩子的妈妈在打扑克，没有人注意到这里失踪了一个孩子。就在记者离开村子的时候，路上还有许多孩子在独自玩耍，周围没有家长。

看来犯罪分子在这里非常容易得手，而孩子丢失的悲剧也尚未结束。

来自于贵州农村的王兴普，因为连丢失了两个孩子，心痛之下引起了警觉，搞了一份丢失孩子的名单，向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交出一个统计，人们才知道这里丢失孩子问题的严重。

公安局人员少加上经费的紧缺、政府措施的滞后、民工配套设施的不健全，这都是很重要又必需解决的问题。但是，我说，真正的症结还是在于那些民工自己。

从记者的报道中看到，这里面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多而又多的：为什么那么多的妈妈能有时间打扑克、打麻将却不去看顾自己的孩子呢？为什么其他的民工对别家的孩子如此冷漠呢？为什么在计划生育号召了多少年之后，民工的很多家庭还生３～４个孩子，搞得自家经济紧张，搞得做母亲的手忙脚乱，顾了这个忘了那个呢？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让我们来组织一个互助会或者叫民工管理站，像南京建邺区那里一样，连晚上都有巡逻队巡逻，不让犯罪者得手呢？

在２００多个孩子丢失的情况下，这些母亲和父亲还是如此掉以轻心，如此麻木不仁。真让人看了心痛，不仅是痛心那些丢失孩子今后命运的坎坷，更是痛心这些父母（民工）既不管他人瓦上霜，又不自扫门前雪的那种浑浑噩噩的态度。

难道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吗？难道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民工吗？

还有一个极端的例子，３４岁的辽宁盘锦农民律某在６年前一怒之下，用绳子勒死了自己的妻子，６年后被北京地铁崇文门站的民警发现了破绽，最终结束了逃亡生涯。在派出所，经过民警的耐心劝说，他交待了全部的罪行。“我一直觉得我的岳父总在背后说我的坏话，那天正好妻子回家看她的父亲，我就追到岳父家，让老婆跟我回来，遭到了她的拒绝。”就为了这点小事，恼羞成怒的律某残暴地将妻子勒死了。作案后，他逃到北京打零工。实在没钱的时候，还用假身份证到医院卖过血。律某说，他平时和老婆的感情也是挺好的，自己只是一时失手……交待完犯罪事实后，他竟然对警方说道：“我已经承认了，现在我可以走了吧！”

在出租屋里吃饭的民工家庭这使我们不仅想起了鲁迅先生描写的许许多多中国下层平民百姓——阿Ｑ、闰土、祥林嫂这样的人物，也想起了继此一二十年后，在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国之后，死在他们屠刀下的善良的百姓。

杨占友是１９３２年抚顺平顶山大屠杀的幸存者，当时他受了重伤，在死人堆里活了下来。２０年后，他说：

现在回忆起这一段情景，真是不堪回首。万恶的旧社会把我们折磨得只知道当牛马，别的啥也不懂得。日本帝国主义者就看透了这一点，所以才敢于这样欺负我们。我记得当时机关枪就架在我们跟前，只隔五六步远，一挺机关枪只配一个刽子手，一共我只看到两挺，但是有人说有五六挺。而日本兵，主要兵力不在屠场上，而在离屠场相当远的两边东、西山头上，目的是看守大刀队，怕他们冲进来营救我们这些被害者。刽子手们怕的是救**、大刀会，对于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则根本不放在眼里。他们完全知道，就是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我们也不会反抗的。所以，他们才敢这样满不在乎，毫不考虑我们会从他们手中抢走武器。要是在今天，别说是３０００个同胞，就是几十个人，像当时的那样的情况，什么机关枪抢不过来，还能那样老老实实，任凭刽子手像宰鸡宰羊一样宰割，一个个乖乖的躺在刽子手的屠刀下等死。想起这些，真叫人心痛。

陈德贵是１９３７年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那一批３０００多人，只活了他一个人，其余全部被日本人所杀害。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

哎，那时的人老实，都不敢动，叫跪就跪，叫坐就坐。大货房里３０００多人，只有３个日本人看管，大门开着，又都没有绑，一起哄，３０００多人至多死几百个，两千多人都能逃出来，可就是没有人出头，都胆小，都怕死。

今天住在昆明郊区护福村里的民工们的心态，是不是他们祖辈的遗传？我们该如何总结中国人（中国农民）的这种性格——“缺乏公心”？“缺乏同情”？“任人宰割”？“奴性十足”？“顺从强权”？“反应迟顿”？还是“冷酷麻木”？当年大屠杀幸存者所指出的问题，今天在民众身上同样存在着，只要在护福村的那些地方，能够组织起上百个血性的汉子（一个民兵连即可）日夜巡视，抓到几个拐卖儿童的罪犯，或打伤打死几个，犯罪者马上就会畏惧，情况马上就会有所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