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瑞士(2)(图)

为了找一些话说，我就问葛罗米柯夫人，是否准备回苏联。她说要去美国。我说她和她丈夫已经在美国住了很久。她笑了，那样儿有点儿不好意思。“我倒不在乎，”她说，“我喜欢那个地方。”我说：“我不相信，真正的美国是在纽约或者太平洋沿岸；就我个人来说，我更喜欢美国的中西部，比如，北达科他，南达科他，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我觉得那些地方住的才是真正的美国人。”史塔生夫人突然激动地说：“喂，我听了您这话真高兴！我和我丈夫就是明尼苏达州人呀。”她又兴奋地笑着重复了一句：“我听了您这话真高兴。”我心里想，她原来以为我受到美国那些恶意中伤后仍耿耿于怀，要对美国大发牢骚。然而实际并非如此，再说，即使是如此的话，我也不会向史塔生夫人这样一位和蔼可亲的太太发泄满腹怨气。我看赫鲁晓夫还有好一会儿工夫要和其他几个人谈话，就和乌娜站了起来。赫鲁晓夫看见屋里乱腾腾的，就离开了史塔生，走过来送我们。我们握手时，我一眼瞥到了史塔生；这时他背靠着墙，漫不经心地眼光直冲前瞅着。我向所有的人告了别，单单没去招呼史塔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觉得，那样做法还是得体的——然而，从那一瞥中，我觉得史塔生这个人是可爱的。第二天晚上，我和乌娜两人在萨芙伊旅馆烤肉餐厅里晚餐。饭后我们正在吃点心，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和他夫人走进来，在我们桌子前面站住了。一九三一年以后，我就一直没见到过温斯顿爵士，也不曾收到过他的信。但是，《舞台生涯》在伦敦放映后，我们联美的分销办事处问我，是否可以将这部影片送到温斯顿爵士宅邸里去放映给他看。我当然非常乐意这样做。过了几天，他寄来了一封信，向我再三致谢，说他很喜欢这部电影。再说，这时候温斯顿爵士面对着我们站在桌子跟前。“好呀！”他说。那“好呀！”两字中似乎含有一种不满意的口气。我赶快站起来，满面堆笑，给他介绍了乌娜，那时她正准备回屋子里去。乌娜走后，我问是否可以陪温斯顿爵士和夫人一起喝咖啡，接着就坐到他们桌上去。丘吉尔夫人说，她在报上看到我会见赫鲁晓夫的新闻。“我一向和赫鲁晓夫相处得挺好，”温斯顿爵士说。但是，我始终觉得温斯顿爵士有什么事不高兴。这也难怪，自从一九三一年以来，又发生了许多事情。虽然他个人以百折不挠的勇气和鼓舞人心的词令拯救了英国；然而，我认为，他那篇提到“铁幕”的富尔顿演说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只不过加剧了冷战而已。后来，话题转到了我的《舞台生涯》上。这时温斯顿爵士终于道出了这么几句：“两年前，我写过一封信给你，祝贺你的影片成功。你可曾收到吗？”“哦，收到了，”我热情激动地说。“那么，你为什么不回我的信？”“我没想到那需要回信，”我表示歉意。但他可不是你能哄得过去的。“哼，”他悻悻地说，“我还以为那是你对我表示见怪哩。”“哦，绝对不是，”我回答。“不过，”他接下去说，而这样一来就把我的话岔开了，“我是一向爱看你的影片的。”像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竟然会留心这样一件琐屑的事情，还记得两年前一封不曾见复的信，这一点使我觉得很有趣。但是，在政治上，我的看法始终是和他不同的。丘吉尔说：“我到这儿来，并不是为了主持瓦解英帝国。”这样说法可能是妙于词令的，然而，面对当今的世事，这样说法是不现实的。他所说的“瓦解”，并不能将其归咎于政治活动，革命军队，**宣传，暴力煽动，或者是肥皂箱上的演说。真正的阴谋者倒是那些肥皂包皮纸，我意思是指那些国际间的广告宣传，包括无线电、电视和电影，此外，再有汽车和拖拉机，科学的发明，交通和速度的加快，等等。一些帝国的瓦解，实际上都是由这些革命势力促成的。刚回到瑞士，我就收到尼赫鲁的一封信，内附蒙巴顿勋爵夫人的介绍信。勋爵夫人认为尼赫鲁和我会有许多地方是意气相投的。她说尼赫鲁将路过科西尔，也许我们有机会见一次面。尼赫鲁去洛桑参加大使年会时寄来了这信，说希望我去他那儿过夜，第二天再搭他的车回德班别墅。于是我就到洛桑去了。出乎我意料的是，尼赫鲁和我长得一般矮小。他的女儿甘地夫人也在那里——那是一个对人亲切、态度安详的妇女。尼赫鲁给我的印象是：他遇事十分警惕，思虑辨析入微，既是富于感情的，又是严肃和敏锐的。起先他显得很腼腆，但后来就熟了，他应我的邀请去我家午餐，于是我们一同离开洛桑，驱车去德班别墅，而他的女儿则取道日内瓦，乘了另一辆车尾随在后面。一路上我们谈得很高兴。他盛赞蒙巴顿勋爵，说他任印度总督时，为结束英国在印度的利益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我问他印度在意识形态方面将朝哪个方向发展。他说：“不论它是哪一个方向，那总是为了改善印度人民的生活，”接着又说，他们已经开始执行一项五年计划。在整个途中，他一直高谈阔论，而他的汽车夫则以每小时七十英里，或者更快的速度沿着陡狭的公路飞驶，时不时来一个急拐弯。尼赫鲁只顾说明印度的政策，可是，老实说，他的话我有一半不曾听进，因为我只想到要去干涉那个车夫。汽车不时发出尖厉的声音突然刹住，我们向前面撞了出去，可是尼赫鲁仍旧显得那样若无其事。谢天谢地，后来总算让我定了一会儿神，原来汽车暂时在十字路口停下了，尼赫鲁的女儿要和他分路走了。只是在这个时刻，他才显出是一个体贴入微的慈父，他拥抱着女儿，亲切地对她说：“你要自个儿当心呀，”听来这更像是一个做女儿的应向父亲说的话。正当朝鲜危机紧迫，全世界人都十分焦灼地注视着那极端险恶的局势时，中国大使馆打来了电话，问我是否可以在日内瓦为周恩来放映《城市之光》，周当时是决定和战的关键性人物。第二天，总理邀我们去日内瓦和他共进晚餐。我们临去日内瓦之前，总理的秘书来电话，说总理阁下可能被一些事情耽搁住，因为会议上突然出现了重大事件（这是一条很不完整的报告），届时我们不必等候他，稍迟他会出席的。没想到，我们到达那里，周恩来已经在他寓所的台阶上等候我们。和世界上其他各地的人一样，我也急于要知道会议上发生的事件，于是向他请教。他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一切都和平地解决了，”他说，“是五分钟前解决的。”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