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瑞士(1)(图)

到巴黎和罗马去主持了献映后，我们又回到伦敦，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

这时我还需要找一所住宅，好把一家人安顿下来。有一个朋友劝我去瑞士。

我当然喜欢留在伦敦，但是我们不知道那儿的气候对孩子是否合适；再加那时候我们确实担心限制货币的问题。

因此，怀着点儿忧郁心情，我们收拾起什物，带着四个孩子到了瑞士。

我们暂时下榻洛桑面临湖水的湖滨旅馆。那时已是秋天，景象萧疏，但群山仍是那么秀美。

接连着四个月，我们一直在寻找一所合适的房子。此时乌娜即将生第五个孩子，她很着急，说出院后不愿再住旅馆，由于时间紧迫，我就忙着到处去找房子，最后是在韦维稍北科西尔村的德班别墅定居下来。

我们不曾想到，那所房子占地三十七英亩，有一片果园，里面除其他水果外，还有大颗的黑樱桃，鲜美的青皮李，苹果和梨；再有一个菜园，里面种有草莓、玉米和极其可口的芦笋，后来，无论我们外出到哪儿，遇到这些蔬菜当令时节，总要老远地赶回来。

阳台前面是一片占地五英亩的草坪，四周是葱茏的大树，衬托着远处的湖泊和群山。

我聘用了几位很得力的助手：雷切尔·福特小姐给我们安排家务，后来当了我的总管家，比尔尼埃太太担任我在瑞士的英文秘书，这本书的原稿经她打过了好几遍。

我们起初看了气派这样大的一所住宅，有点儿胆怯，不知道我们的收入可够维持开销吗，但是房东告诉了我们所需的费用，我们算算自己的钱还是够的。

这样我们就住进了人口有一千三百五十人的科西尔村。至少是经过了一年的时间，我们才适应了当地的环境。

孩子们暂时进科西尔的村校。要他们一下子样样都使用法文，的确是很吃力的，我们担心这样会在他们心理上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

但是，不久他们已经能说流利的法语，看到他们能这样很好地适应瑞士生活方式，我们是很激动的。

连孩子们的两个保姆，凯凯和平妮，也用功地学起法语来。这时我们开始斩断自己和美国的一切关系。

结束这件事，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到美国领事馆去缴回了我的再入境签证，对领事说，我已决定不再去美国住了。

“你不打算回去了吗，查理？”

“不去了，”我说时几乎像是在道歉，“我年纪太老了，再招惹不起那些无谓的麻烦了。”他没发表什么意见，只说了这么几句：“好吧，你如果再要回去，随时凭普通签证都可以去。”我笑着摇了摇头。

“我已经决定在瑞士长住下去了。”我们彼此握了手，于是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

这时乌娜决定放弃她的美国国籍。于是，趁去伦敦的时候，她通知了美国大使馆。

但是使馆人员说，办这个手续至少需要三刻钟时间。

“这可是胡说！”我对乌娜说，“要这么长的时间，这简直是岂有此理。我陪你一块儿去。”我们一到大使馆，我过去由于种种侮辱和诽谤所受到的气一时迸发，就要像一只气球似地爆炸了。

我大声问移民局办事处在哪里。乌娜觉得不好意思。一间办公室的房门开了，一个人走出来说：“喂，查理，你和你太太进来好吗？”他肯定已经看出我的来意，所以第一句就说：“一个美国人要放弃他的国籍，必须经过全面考虑，并且是在头脑清醒的时候考虑。所以我们要履行询问的手续，这是为了保护一个公民的权利。”不用说，我觉得这话有它的道理。

他是一个年近六旬的人。

“一九一一年我在丹佛旧王后戏院看过你的演出，”他说时带着责怪的神气瞅着我。

这一来我的气当然平息下去了，于是我们谈到多年前那些快乐的日子。

讨厌的询问结束了，所有的文件都签好了，我们和和气气地道了别，这时候想到自己对这种事缺乏感情，我又觉得有些难过了。

去伦敦的时候，我们偶尔也会见一些朋友，这些朋友当中有西德尼·伯恩斯坦，艾弗·蒙塔古，爱德华·贝丁顿－贝伦斯爵士，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埃拉·温特，格雷厄姆·格林，Ｊ·Ｂ·普里斯特利，马克斯·莱因哈特，以及小道格拉斯·范朋克等。

虽然有些朋友我们不常会晤，但想到了他们时也会感到一种快慰，就像我们有时候要驶进某个港口，知道自己在那儿有个什么可以停泊的地方而感到高兴似的。

有一次去伦敦，我们接到通知，说苏联大使馆将在克拉里奇旅馆举行宴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想要在那儿会见我们。

我们到达旅馆时，休息室里已经挤满了来来往往、神情激动的人群。我们由一位苏联使馆人员陪同着，在人群中一路挤了过去。

忽然，我们看见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从对面走过来；他们也是一路挤着，脸上的那副表情说明，他们已经感到厌烦，不高兴再等，正要退了出去。

可以看出，赫鲁晓夫即使是在懊恼的时刻，仍旧带着一副幽默的神气。

他正挤向出口，陪同我们的人唤道：“赫鲁晓夫！”但是赫鲁晓夫向他挥了挥手，表示不高兴再等了。

陪同我们的人喊：“赫鲁晓夫，查理·卓别林！”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都止住步，转过身来，脸上露出了喜悦。

我真感到得意。我们在汹涌的人潮中互相介绍了。赫鲁晓夫谈了几句话，由一位译员翻译，说苏联人非常喜欢看我的电影，接着我们就喝了一些伏特加。

我以为它里面是洒了不少胡椒粉，但是乌娜觉得它的味儿不错。我们好容易在一小圈腾空了的地方一同拍了照。

由于声音太吵闹，我根本没法谈话。

“让咱们到隔壁屋子里去吧，”赫鲁晓夫说。一群人觉察出了我们的意思，于是一场混战开始了。

我们由四个人护卫着，被猛地推进了里边一间屋子。一离开了人群，赫鲁晓夫和我们所有的人都

“嘘”地舒了一口气。这时我才定下神来，可以安心谈话了。这时候一个美国记者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听说，赫鲁晓夫先生，令郎昨儿晚上离开了学校，进城寻欢作乐来了。”赫鲁晓夫露出了半恼半笑的神气。

“我儿子是个很规矩的青年人，他准备做工程师，读书很用功，但是我想，他有时候也要找点儿娱乐。”我们谈了几分钟，有人来通知，说哈罗德·史塔生先生在外面候见赫鲁晓夫先生。

赫鲁晓夫向我转过身来开玩笑说：“您不介意吗？他是一个美国人。”我笑了起来，说

“我不介意。”后来，史塔生先生和夫人同葛罗米柯先生和夫人一起快步走进来。

赫鲁晓夫回了我们一声，说他只过去说几分钟话，接着就走到屋子那面角落里去同史塔生和葛罗米柯谈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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