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城市之光》作宣传(8)

我接到阿尔巴公爵的电报，邀我去西班牙。但是第二天报纸上都以大字标题刊出：“西班牙爆发革命”。于是我终止去西班牙，改赴维也纳——忧郁的，美丽的维也纳。那个地方给我留下的最清晰的记忆是：我和一个美丽的姑娘有过一段罗曼史。那件事的经过，有点儿像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最后一章：两人海誓山盟，最后吻别，知道以后再不会有相逢的日子了。离开维也纳，我到了威尼斯。那是秋天，当地已经没有游客。但是我却更喜欢那里有一些游客，因为有些地方需要游客点缀，才会显得温暖有生气，否则就很容易变得像一片墓地一样。实际上我是喜欢那些游山玩水的人，因为，去度假日的人，看来总要比匆匆忙忙挤进旋转门上写字间的人更可爱一些。威尼斯虽然景色秀丽，但使人感到忧郁，所以我只在那里待了两夜，每天没什么可以消遣的，只有听听留声机唱片——连唱片也只能偷着听，因为星期日跳舞和听唱片都是墨索里尼所禁止的。我原来想要回到维也纳，去那儿重寻旧欢。但是因为已约好了去巴黎，赴创议欧洲合众国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的午宴，我不愿错过这一机会。那次我会见白里安先生时，他好像身体欠佳，带有一副失望和愤懑的神气。午宴是在巴黎《不妥协者》报发行人巴尔比先生的寓所里举行的，虽然我不懂法语，但是觉得那次宴会十分有趣。诺阿耶女伯爵是一个活泼得像只鸟儿似的娇小的女人，她说得一口英语，非常机敏可爱。白里安先生一看见她就说：“近来我极少见到你；你这样难得来，就好像是一个被人遗弃了的情妇啊。”餐后，他们陪我去爱丽舍宫，我在那里受了荣誉军团勋位。我不打算描绘我第二次访问柏林时受到热烈的、盛大的欢迎——虽然，有时候我几乎又是心痒痒地想要去提到那件事。讲到这里我想起了，有一次玛丽和道格拉斯把他们出国时拍的旅行记录片放映给我看。我总以为，他们会给我看一些有趣的旅行记录片的。那影片一开始，映的是玛丽和道格拉斯抵达伦敦的情景，火车站上欢迎的群众人山人海，旅馆外边欢迎的群众也是人山人海，然后是他们抵达巴黎的情景，那儿欢迎的人更多了。我看完了伦敦、巴黎、莫斯科、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各地火车站上和旅馆外面的盛况，就天真地问：“咱们什么时候可以看一点儿镇市上和乡村里的风光呀？”他们都笑了。应当承认，我描绘那些欢迎我的群众时，也是不够谦虚的。再说，到了柏林，民主政府招待我，并派约克女伯爵——一位非常漂亮的德国姑娘——陪着我，可以说是由她充当了我的随员。那是一九三一年，是纳粹党人刚在德国国会中得势的时候，我竟然不曾觉察到有半数的报刊都在攻击我，说我是一个外国人，说德国人这样狂热地欢迎我实在可笑。当然，这些都是纳粹报纸。当时我很天真，玩得很高兴，对这一切都毫不注意。德皇的一位堂弟，很热情地陪我去参观波茨坦的无愁宫。在我看来，所有的宫殿都是一些荒谬的建筑，是一些无谓的炫耀。想到凡尔赛宫、克里姆林宫、波茨坦宫和白金汉宫时，我一般并不重视它们的历史意义，而只是意识到它们是由夸大自负的心理构成的。德皇的堂弟告诉我，无愁宫具有更美的建筑风格，它虽然小巧，却更富有人情味。但是我看了它，就想起了妇女的梳妆盒，感到很扫兴。我参观了柏林罪犯作案展览馆，只感觉到恐怖和烦闷——看到那些照片上拍的尽是被害的、自杀的以及形形色色腐化堕落和人类的变态行为。最后我总算离开了那幢大厦，又呼吸到新鲜空气。《奇迹》的作者冯·富尔默博士请我去他家吃饭，我在那里会见了德国的一些艺术和戏剧代表人物。我还和爱因斯坦夫妇在他们那套小小的公寓房间里消磨了一个晚上。当时曾经作好安排，让我和冯·兴登堡将军一起吃晚饭，但由于将军临时生病而作罢，后来我又去法国南部。前面已经说过，我在这本书里将谈到性的问题，但不拟加以渲染，因为我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新颖的东西可以谈的，然而，人类的繁殖原属自然界的重要活动，因此每一个男人，不论年轻或者年老，每遇见一个女人，总会估量一下他与对方之间的性的可能。而我也是一向如此的。从事工作的时候，我是从来不去想到女人的；只是在拍完了电影，无事可做的时候，我才会在这方面把持不住。正如Ｈ·Ｇ·威尔斯所说：“一天当中有那么一个时刻：你已经写完了早晨应写的稿子，复完了下午应复的信件，再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了。这时候你就会感到沉闷，也就会涉及到性的问题了。”因此，在天蓝海岸无事可做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极其美丽的姑娘，很运道，这姑娘能够消除我的寂寞。她和我同样是散漫不羁的，于是我们一见之下，互认知己。她毫不隐讳地告诉我，说她新近刚忘情于一个曾经与之恋爱，但后来彼此不欢而散的埃及青年。我们之间的关系虽然未经谈明，但双方都心照不宣；她也知道我最后是要回美国去的。我每星期补贴她一笔费用，于是两人一同去俱乐部、酒馆和其他娱乐场所。我们吃饭，跳舞，从事一般游乐。但是，由于经常接近，我终于对她有了感情，于是，想到要回美国时，就不大舍得抛下了她。一念及要和她分手，我就觉得她可怜；她是那么愉快、美丽、知情识趣。但是，有时候她也会引起我的猜疑。一天下午，我们在一个俱乐部里参加茶舞，她突然紧拉住了我的手，原来她多次对我提到的那个埃及情人“Ｓ—”来了。我很不高兴；后来，过了一会儿，我们就离开了那里。快要走到旅馆时，她忽然发现手套留在俱乐部了，要回去取，叫我先去旅馆。她的托辞分明是假的。但是我既不加以阻拦，也不多说什么，就一径回旅馆去了。两小时后，她仍没来，我肯定她这次去不仅仅是为了一副手套。我已约了几个朋友那天晚上出去吃饭，时间快到了，仍旧不见她来。我刚要独个儿去，她回来了，面色苍白，头发蓬乱着。“你现在去吃晚饭，已经太迟了，”我说，“被窝里舒服暖和，你还是回到那儿去吧。”她不承认有这种事，又是辩解又是央求，但是怎么也没法为耽搁了这么多时间自圆其说。我肯定她是和她那个埃及情人在一起的，经过一阵吵骂，我没带她去，就独个儿走了。一个人突然感到孤寂无聊，谈话时竭力要使声音高过那如泣如诉的萨克斯管，高过那夜总会里的一片喧哗吵闹：我们这些人当中，谁不曾有过这样的经验啊？你和另几个人坐在一起，自己在做主人，但内心却是那么痛苦。我回到旅馆，发现她不在那儿。我慌了。难道她已经走了不成？她竟然走得这么快啊！我走进她的卧室，心上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因为她的衣服和其他东西仍旧在那里。十分钟后，她兴冲冲地回来了，说是去看电影的。我冷冷地对她说，我第二天就要去巴黎，现在准备和她把账结清，从此一刀两断。她对这一切都表示同意，但仍旧不肯承认她和那埃及情人有过沾惹。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