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叠纸条(2)

第一叠材料是油印的大批判简报。

翻开第一眼看到一个大标题：迎头痛击右倾翻案风。

一看时间，是一九？不管怎么说，也应该是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

第四个口号中的谭震林，是国务院副总理，曾与陈毅、叶剑英等元帅一起在中南海的一个会议上带头批评“文革”

极左思潮，被称为“二月逆流。

第五个口号中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身居高职的将军，杨成武曾任代理总参谋长，后来三人一起被**打倒。

在这么一个名单后面，爸爸一人独占了第六个口号，真是风光极了。

但是，作为过来人，我不能沉湎于这种风光。

因为我知道，简报上所说的“当天斗批大会”

中的“斗批”

二字意味着什么，“画皮被层层剥开”

中的“层层”

二字意味着什么，“这个老虎还没有死”

意味着什么，“他装出一副可怜相”

意味着什么，“必须举起千钧棒继续穷追猛打”

意味着什么，“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意味着什么！

这些，都不是空洞言词，而是造反派的行动记录。

爸爸真是受苦了。

更苦的是，当其他所有口号中被打倒的人全部平反昭雪，或官复原职，天天见报，而位居第六个口号的爸爸，却一直未能平反。

原因只有一个，他太小了，平反昭雪的阳光要穿过厚厚的冰层照到他所在的社会底层，时间太长太长。

这就出现了第二叠材料，最厚，一本本全是他用蓝色复写纸垫着抄写的申诉书。

原稿都是我起草的，爸爸的最后平反一直拖延到八十年代前期，这也就是说，在“文革”

结束后的四五年时间里，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在为爸爸起草申诉书。

我越写越为爸爸感到不公。

例如，“文革”

中虽说他“罪行累累”

，但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却是“为陈丕显翻案”

，等到爸爸苦苦申诉时，陈丕显先生早已是省委书记，后来又成了中央书记处书记。

但是，又有什么途径，能使爸爸的申诉让陈丕显先生本人看到呢？看到了，又怎么能让他相信呢？爸爸的字写得很漂亮，抄写这些申诉时要一笔一画地把力气按到几层复写纸的最后一页，每份申诉长达万言，真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

我在星期天匆匆忙忙、潦潦草草地写完一份原稿，他大约要花费三四个夜晚才能抄完，然后寄出。

寄的部门有好几个，因此要复写好几份，一份留底。

他怕那些部门的收发室不重视，每份都寄挂号，还把挂号的存根号签，用大头针别在留底那一份的第一页上。

现在，这些大头针已经发锈，棕黄色的锈迹与纸页蚀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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