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叠纸条(4)

爸爸写的这些借条，使我产生一种震动。

妻子见我长时间发呆，以为我是过度悲痛，其实，我是在又一次体认爸爸，并向爸爸忏悔。

这种忏悔的强烈程度，前所未有。

爸爸不是英雄，不仅没有与造反派打斗，反而向造反派借钱。

借钱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什么事业，而只是为了家人衣食。

这种姿态，看来很低很俗，却给了我当头一击。

这些事，本来可以由我来做，而且可以比爸爸做得有效，因为我毕竟没有被关押。

但是，我却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人格气节，连想也没有想过。

例如，直到今天我才敢问自己：为什么当时不与我们学院的造反派头头们靠近一点呢？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好人，我如果与其中一两个人倾诉我家苦难，他们如果动了恻隐之心，以一所高校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去找我爸爸单位的造反派，爸爸的处境一定会有所改变。

我为什么不可以给造反派一个笑脸，换下爸爸写给造反派的一张借条？那么，接下来，我放弃的机会就太多了。

正如我的被告古先生在法庭上说的那样，当时不可能有人抵制大批判。

这当然是他以己度人，但确实也概括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态度，我却为什么偏偏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抵制呢？按照我的天性，当然绝对不可能去参与那些伤害他人的大批判，但当时大批判中也有大量花哨、空洞的跟风之作，我如果放松身段，也跟着写几篇，那么，就不必在全家最艰难的岁月里发配到外地农场去了，不必在“反击右倾翻案风”

前夕逃到奉化的山间老屋里去了，极有可能换得稍有权势的人的一点照顾。

也就是说，我如果人云亦云地写一些，爸爸又何必锥心泣血地写那么多？以前，我一直满意自己在灾难中坚守着一系列人性、人道原则，这当然不错，但在这个原则之下，应该还有一些活动空间来救助家人，我却把这些空间堵死了。

我错误地认为，所有的空间只有黑白分明的两半，而不知道中间还有不小的灰色地带。

黑白分明？除了人性、人道原则之外，我哪里分得清还有多少黑白界限？四周都被污浊充塞，所谓干净也只是一种自我幻觉。

我知道一切罪名都是诽谤吗？我知道中国应该走什么路吗？我知道国际的价值标准和人类的终极关怀吗？都不知道。

因此，我所默默固守的，很可能只是与造反派的一些微小差别，连自认为在血泪缝隙间的学术写作，现在一看也愚钝破陋。

既然如此，我何不退后几步，放低姿态，尽量减少一点爸爸、妈妈和全家的实际痛苦？大概是教育所致，我一直相信，家庭亲情，应该让位于社会大道。

历尽灾难方才明白，家庭亲情本是社会大道，尤其在家破人亡、饥寒交迫的时代，更是这样。

我的新课本，就是爸爸写的那些借条。

他向造反派伸手了，而且只是索要家人温饱。

但显而易见，他比我崇高。

作为他的大儿子，而且是他被关押后家里最大的男人，我羞愧难言。

突然想起了我们学院的陈汝衡老先生。

我在前面写到过，他在造反派歹徒假装要枪毙他的时候，一步步走到墙角后突然回身跪下，恳求道：小将，小将，不要开枪！

我下有妻儿，上有老娘……这事我当时听到后因联想到爸爸曾悄悄擦泪，但还是没有参透其间深义。

陈汝衡先生是一位悖时老学究，把枪毙当真了，因此他的“临终”

表现完全出于本能。

他没有喊政治口号，没有摆学者风度，也没有发雷霆之怒，他跪下了，恳求了，而且把歹徒称作“小将。

这种种动作如果被今天的大批判干将和职业诽谤者们知道，一定会上纲上线为“没有骨气”

、“卑躬屈膝”

、“软骨虫”

、“怕死鬼”

、“叛徒”

、“汉奸”

，就像当年的歹徒们宣布枪毙他的理由是“在国民党反动政权下写诗作文却不与国民党斗争”

一模一样。

但我现在看来，再也没有别的作为，比陈汝衡先生那些本能动作更能揭示一场灾难的恐怖本质的了。

与我爸爸一样，陈汝衡先生不是英雄，但同样是一个有家庭责任感的中国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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