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德，居然可以在纸上测试

一个平时思想行为表现很差的学生，只要死记硬背，他的思想品德课可能会得到90分以上的高分。

这是课堂内的“常识”

，从小学一直延续发展到大学。

卷面的品德成绩，是我们看重“道德可以教导、灌输”

的结果。

由于道德可以教导，因而能够被记忆，而一旦为被教导者记住便证明其已被“教化。

许多家长在教育孩子时，通常是对孩子讲一段大道理，然后问：“你记住了吗？告诉我我刚才讲的是什么？”

可就算孩子告诉你他记住了又怎么样呢？规则没有进入思想，在实际行动中不被采纳，当然不会有实际的作用。

品德应是人身修养，而不是对名词、理论或者政策的记忆，但是采取笔试的方法来判定学生思想品德课分数的高低，却是我国目前思想品德教育的通行做法。

毋庸讳言，我国高校思想品德教育的投入产出率一直不高。

投入——大学里除设置有六七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思想品德课程要求学生学习外，还配备了一支不搞教学科研、专门负责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队伍；产出——照本宣科，上课内容过时、重复，学生感觉味同嚼蜡，为应付考试，往往在学期最后突击记忆。

有很多文章在分析当今大学生品德修养的时候，都毫无例外地用了这样的字眼：“高校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够重视”

很显然，这些文章的作者对高校的现状缺乏了解。

只要看看课程设置以及专门的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就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判断。

真正的问题在于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缺乏有效的方法，很难在学生身上产生效果。

品德需要感染。

师者的言传身教以及大学文化的建设，或许才是品德教育的根本。

大学文化的形成对学生的影响极为深远，事实上，师者的行为，也是对大学文化的演绎。

品德需要导向。

我国高校为鼓励学生综合全面发展，对学生实施综合素质测评，具体说来就是对学生在学校里的各项表现进行打分，然后赋予不同的权重，得出综合得分，并根据学生综合得分的高低给予其相应的评优奖励。

从形式上看，这确实有利于促使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但认真一分析则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

在综合测评中，由课堂考试得到的学习成绩一般占70%；除此之外，有包括发表论文、参加某项科技竞赛获奖等的科研能力得分；还有反映学生参加班级集体活动、担任校院系班级学生干部、遵守公寓文明规范等的组织能力、社会活动能力得分。

这一测评方式，首先是指标不合理，将担任班级干部、参加集体活动也纳入测评体系，让人难以理解。

在很多大学里，担任学校、院系或者班级干部的学生，在测评中会根据“职务”

高低得到1~5分的加分，他们既得到了锻炼机会，同时又享受加分参与评优的好处，这与我国现实政治生活中官员可以“捞”

到各种好处十分相似。

虽然“当官”

其实意味着更多的奉献而非索取，可就是在小学生的眼里，“干部”

也是十分神气的。

现在小学生的家长一改过去要求孩子一心学习的情况，居然有不少主动到学校去恳请老师给自己的孩子一个“队长”

当当，因为当干部更能引起老师的关注，可以获得更多的锻炼机会。

如果说家长的想法并没有错，那我们的教育体制又该作何评判呢？其次是操作有水分，如果说学习成绩是考出来的还值得大家信服，那么其余30%的测评内容，几乎都是根据感觉加出来的，这给一些参与测评的老师以很大的发言权，也就催生了一些学生以各种方式“孝敬”

老师的不良行为。

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思想上的表现，往往说一套做一套，而且从学生时代起，就养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

品德更需要约束。

在大学生身上，近年来出现最多的问题是“诚信”

危机。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的教诲，今天的教科书上，也一再讲述。

可是据调查，有约10%的大学生借了学生贷款却不按期归还，甚至是有意地“躲债”

、“逃债”

，弄得学校和银行十分头疼；另据披露，大学生的求职自荐信很少没有水分，优秀、优良的字眼几乎出现在每个人身上，更有的学生说自己曾经到60个单位实习。

而把没有获得的荣誉堂而皇之地列出，并配上以假乱真“证书”

的也决不是个别人。

解决这样的问题，仅仅依靠说服、教育难以收到成效。

因为，书读至大学这个份上，谁不懂得说些大道理，而且做起诚信的文章来，也许比教师更堂而皇之。

这时，就需要制度的力量加以强制和约束。

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有清晰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该有什么样的行为，哪些行为将遭受惩罚。

国外健全的信用制度就很值得借鉴。

每个人都有一个跟随自己一辈子的信用号码，里面详细记录着他的所有人生重大经历，是否违反交通规则，是否有刑事记录，是否曾有不良信贷，是否有行政处分，是否有社区工作经历……这些信用记录，将直接与就业、生活相联，一个信用不佳的人，在这样的社会中将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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