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特琳日记1940年(二)(3)

今天晚上，我在贝茨家吃晚餐，来宾中还有日本全国基督教会的司马博士及其他几位日本基督教徒。陈教授和齐先生也在座。席间，我们畅谈了上帝对世人的爱。我们都认为，派日本传教士来中国，并向中国人传教——确切地说是和中国传教士共同向中国人传教，就现在的情形来看，这一措施的动机令人怀疑。

2月18日，星期天8时30分。我和瑟斯顿夫人一起吃早饭，有上等的咖啡、用浅铁锅烤的蛋糕，还有正宗的黄油。今天天气真好，使人真正感到了春天!10时30分的学生礼拜由瑟斯顿夫人主持，王邦契先生布道。上星期四就开学了，但许多学生还没返校。

下午1时，我到南门教堂参加静修。我领着教师们第三次集体研习《圣经》，读的是《约翰一书》，这是我们祈祷的主题。关于培养爱心的那段经文讲得多好啊!非常遗憾的是，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在校园里静修时不能讲习这一章，惟恐人们会以为是针对他们的。

晚上7时15分，高一的学生主持了信教学生的礼拜，礼拜准备得很充分。有两个学生布道，一个学生领头祈祷。礼拜结束后，每班有一名代表留下来交流体会。我们计划下周为信教学生举行一个祈祷仪式，时间定在星期三早晨6时40分。

2月19日，星期一我仍在尽力调整课程表中相冲突的课程。今天早上举行了本学期第一次周会。大王作了精彩的讲话，他告诫学生：她们受的教育必须以诚实、正直的人品为基础，否则，毫无意义。

上午11时，我和瑟斯顿夫人商量了吴博士最近来信提到的一些问题。她们将于3月2日在中国西部召开一次会议，我们准备向会议提交1940—1941年的财务预算。根据过去半年的试行预算来做这个财务预算，按理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今天南京的米价涨到了每担30美元，这在南京是史无前例的。农历年过后，米店因为担心遭到抢劫而关门了。程夫人拿不定主意，到底是该现在买米还是3月底需要时再买。谁知道那时米价是多少呢?今天，我一直在努力为实验班的管理问题制定解决方案，但是，工作屡次被打断。首先，胡大妈是学校的邻居，我认识她已经有18年了，知道她是个好心人，她领来一位附近乡下的男子向我求助。他50岁开外，是个节俭的富农，有100多亩地(合16英亩)。他的独生子被捕入狱，正在遭受日本人的严刑拷打，硬说他是游击队员，还说他藏匿武器。这帮土匪就是用这种手段搜刮钱财。接着，黄医生的老母亲来找我，请我帮她的黄包车夫。这个车夫得养活8口人，以现今的米价，他根本买不起米。后来，一位姓姜的男子来见我，问我是否可以把中国科学协会的那块地租给他。他哪里知道，只要他能保护好那块地，不让人把那里仅剩的几幢房子拆掉，我宁愿让他无偿使用。

4时30分，我骑自行车出去转了转。

2月20日，星期二～22日，星期四看来，要做完任何日常工作都很难。我去办公室时，经常暗下决心，要把一些工作做完，但是，到下午5时，这些工作连碰都没碰。

许多人来请我亲自出面或是写张条子给国际救济委员会，允许他们领救济粮。米价不断上涨，人们也越来越绝望。罗小姐负责做邻里的救济工作，由于力量有限，她无法应付我们希望她做的一些调查工作。

在鼓楼教堂，伯奇夫人做了大量的工作，设法救助那个地区的穷人。我们这里参加星期天礼拜的大部分人都是困苦不堪的穷人，但是，教堂又能怎么办呢?2月23日，星期五我今天都累昏了头，整天都在忙着给勤工俭学的学生派活儿。要让每个学生都能增长见识，而且活又不太累，实在不容易。如果哪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愿意担当此任，我非常愿意移交这一工作。我会慢慢对袁小姐和罗小姐说，她俩对这一工作有些兴趣。

最近，许多架飞机从城市上空飞过，可能是去附近的城市或其他地区执行作战任务的。约翰·马吉说，许多满载伤兵的卡车从他们附近经过，好像附近有战事。

2月24日，星期六今天上午8时，3个孩子由亲属领着来找我。孩子的父亲就是躲在道格拉斯·詹金斯家但仍被日军杀害的那两名男子。孩子的母亲都来了，我们给了一位母亲100美元，让她做点小生意，并且供长子上学。当另一家下次把家里的另一个孩子和孩子的叔叔带来时，我们也会给他们100美元。我们希望他们用这笔捐款让这4个孩子上学，给他们一个谁也抢不走的人生起点。

整个上午我都在重排勤工俭学的计划。下午1时～3时，我根据刚颁布的计划，监督工作的落实情况。3时～4时，我监督工人洗拖把和抹布，如果不要求他们每周都洗，他们一学期最多洗一次。

今天，在海伦·丹尼尔斯家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夜晚。可怜的霍顿去上海才几个星期，回来后便发现他医院里的医护人员都要求辞职，要去一家新建的市立医院——可能是奔高薪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