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悲歌――许继慎(8)

由张国焘导演的总攻击在苏区党员代表大会上达到**。

1931年6月下旬，在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全区党员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军队连以上干部和地方负责人共有九百余人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实际是张国焘到根据地后主持召开的一次全区干部大会。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根据地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同志们，不要把视线全部集中到军事战略和政策、法令这些所谓大问题上。其实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鸡毛蒜皮的小毛病，如果不及时解决也会酿成大错，比方说，部队中的游击习气、生活作风等。”张国焘有意抛出话题。

沈泽民推上炮弹就开火：“说到部队中的军阀作风、土匪习气，许继慎同志应当反省自己。别的方面不说，单就对待妇女的态度，你就做的不好。”他逐一转述张国焘说的那些“事例”，然后厉声质问道：“有人反映，你有许多姘头。在你的姘头中，是否有有夫之妇？是否有被强迫的？这种行为是否破坏纪律？这是不是土匪的享乐主义？又是不是军阀横霸的习气？这配做一个**党员和苏区的高级将领吗？”

对于突如其来的攻击，许继慎始料未及。他一一驳斥所谓的“事例”，反复强调：“我是老党员，又是北伐老战士，对于党纪军规向来是严格遵守的。说我强奸妇女或乱搞姘头，纯属诬蔑，我要求组织澄清这些问题，如果证实是我所为，请给我处罚。”

在党的大会上以虚假的事例公开指斥高级将领，这在鄂豫皖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会议像泼了水的油锅，顿时乱成一团。

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纷纷发言，提出批评意见。会议“揭批”的对象越来越广，许多师级干部被点名，军委分会主席曾中生和军政委余笃三被指为有纵容之责。

这正是张国焘的意图。他就是要打击以曾中生、许继慎为代表的党内抵制“左”倾政策的反对派。

与此同时，沈泽民等人随意诋毁高级将领的做法，也引起了绝大多数主持公道干部的义愤。他们向张国焘提意见，要求公开说明许继慎等人被冤的实情、公开批评沈泽民，纠正党内斗争中这种极为恶劣的先例。

挑起事端的张国焘在整个批斗过程中始终保持超然的姿态。他让沈泽民、陈昌浩等人打头炮，而自己默不作声。在初步打击许继慎之后，他又出来做好人，拉着蔡申熙找许继慎、曾中生谈心。

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曾中生一向态度鲜明，这次也不例外。他直截了当地说：“这次会议出现了很不好的苗头。沈泽民闭着眼睛念经，根本不了解苏区的实际，他所提的见解都是照抄照搬的教科书，特别是他在党内动辄给人戴帽子、打棍子，已经引起本地干部的强烈不满。他脱离这次会议的主题，收集道听途说的传闻来攻击许继慎，应该公开批评。党内不能开此先河！”

张国焘见曾中生批沈泽民偏离会议主题，也拿会议主题做文章：“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反‘立三路线’和‘右倾政策’，不应当转移目标去批评沈泽民。他最多不过是缺乏经验，说话有时不完全恰当，这是可以谅解的。目前大敌当前，应该一致对外，希望继慎同志不要心存介蒂。”

许继慎心里明白，把炮放得山响的沈泽民只是书生意气，而不动声色的幕后主使则是这位“钦差大臣”。为了红军的事业，他决定忍辱负重，表态说：“自参加革命那天开始，我就将个人的生死荣誉抛在脑后。对于泽民同志、国焘同志，有意见我还是会提的，但组织的决议我保证无条件地执行。我现在只想一件事，就是上前线，打胜仗。”

1931年夏，中央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正处于最紧张的时期，**中央要求各战略区域的主力红军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援助中央根据地。7月上旬，鄂豫皖苏区军事委员会在商城余家集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红四军行动方针，史称“余家集会议”。

会议在余家集一个祠堂举行，十几张条凳围着一张八仙桌。张国焘坐在正中的一张太师椅，发表“高见”：“援助江西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是我们当前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大的任务定下来后，现在要讨论的就是如何援助。我考虑了几天，可以说忧心如焚、寝食难安，我想起了孙子的一句名言：‘击敌之所必救’，也就是说要想办法让围攻中央苏区的敌军回撤。怎么才能迫敌回撤呢？攻击蒋介石的老巢——南京。我的计划是这样，红四军先打英山，然后出潜山、太湖，打下安庆，再进击南京，抄蒋介石的老窝！”

他的建议令红四军将领目瞪口呆，曾中生、徐向前不停地摇头，许继慎更是按捺不住地发出冷笑。

“继慎同志，你笑什么？”张国焘恼怒地问道。

“张主席，你看过皖西的地图没有？”许继慎直接戳到张国焘的痛处。他一边在地图上比划着，一边说：“从英山到安庆，仅直线距离就有四百多里，其中大部分都是白区，沿途还有两个旅以上的国民党正规军需要扫除。杀敌一万，自损三千。除去战斗减员外，我们从英山东出，每攻一地，都需要留兵镇守，这样逐次减兵，还能有多少兵力可以攻击安庆？根据我的计算，即使红军能够顺利冲到安庆，手上能够运用的兵力也只有两三个团，用两三个团去攻打敌人重兵设防的大城市，能有多少成算？恕我说句不客气的话，东出计划是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冒险计划，纯属纸上谈兵。”